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為人民謀幸福之3.0版

　　這是一個涉及未來經濟和社會財富走向的重大問題。

　　陳國棟先生在全國政協提案中提出“國民幸福指數和GDP一樣重要”的命題，具有重大意義。我想繼續深化一下這個主題。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人民謀幸福，需要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先快樂的人帶動后快樂的人，實現共同幸福。這是“為人民謀幸福”的3.0版，即第三次浪潮版。

　　幸福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歷史含義。第一次浪潮版的“為人民謀幸福”，體現在“物質極大豐富”方面，農村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實現溫飽，最終帶動全國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次浪潮版的“為人民謀幸福”，體現在富裕方面。城市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正在走向共同富裕。今天，我們還處在這一過程的后半程上。從未來學觀點看，為了適應第三次浪潮帶來的挑戰，我們需要及早考慮“為人民謀幸福”在信息革命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新問題和新特點。我認為，第三次浪潮版的“為人民謀幸福”將體現這樣的特點：通過信息革命，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帶動社會共同幸福。

　　如果我們明確這一點，有利于沿著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確認識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信息文化產業、互聯網內容產業、發展體驗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等方面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把以人為本，建立在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要求的基礎之上。

　　我們反對在新的條件下，把“為人民謀幸福”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主張信息革命的策略，要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上，建立在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基礎之上。

　　社會幸福基于個人快樂

　　國民生產總值GDP作為貨幣尺度的經濟財富總量，被稱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是，GDP不能衡量經濟總量的實際“含金量”，將GDP作為發展的唯一標準是片面的。幸福是金。經濟發展的實際“含金量”，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人民幸福。歸根結底，經濟增長的目的是讓老百姓獲得幸福。這是人們提出“國民幸福指數”問題的實際背景。

　　工業化是人類偉大的歷史進步，極大推動了社會財富的創造。但工業化也有其歷史局限性，這集中體現在增長與幸福的矛盾上。連普通老百姓，對這一深刻歷史矛盾都有常識性的觀察。現代經濟學最前沿的研究，已經通過大量的實證統計，證明工業化達到人均3000美元后，GDP與幸福開始脫節。發達國家開始把下一輪現代化的焦點，聚集到高科技和高情感的結合。我國現在工業化沒有完成，這個問題還沒有迫在眉睫。但等到信息化國家痛打工業化國家時，再來研究它就會為時已晚。所以我們要提前關注這個問題。

　　人類的幸福，在GDP這個二級火箭脫落后，繼續上升的第三級推動力何在？不靠GDP，靠什么？這是下一輪現代化的最大難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卡尼曼發現，問題的根子，就出在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論上。集中反映工業化歷史局限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將效用與價值分離，是經濟增長與幸福脫節的理論根源。斯密的個人自利引致社會富裕，說的是效用，它隱含了一個價值方面的有缺陷的命題：社會幸福基于個人痛苦。這導致了微觀的資源配置與宏觀的財富分配的矛盾。新古典主義從微觀上追求效用(可以帶來快樂的痛苦)，但宏觀上導致的卻是效用最大化(GDP最大化)，而非幸福最大化；福利經濟學認為整體幸福要通過再分配才能實現，但這個整體幸福，卻缺乏資源配置的微觀價值基礎。

　　卡尼曼提出了“回到邊沁”的綱領性主張，通過區分效用與價值，澄清了這個問題。新的幸福經濟學，解決新古典主義與福利經濟學在微觀與宏觀上不對稱的方法，是將“社會幸福基于個人痛苦(效用)”這個工業化命題，改造為“社會幸福基于個人快樂(價值)”這個信息化命題。這個命題有雙重性：它既是一個新經濟的命題，又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命題。

　　作為新經濟的命題，其第三次浪潮的特點體現在，作為效用對立面的價值，快樂和幸福，都只有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才能實現。價值是效用相對于參照點的得失(快樂與痛苦)，必須通過以人為本的信息決策來確定。這與主流經濟學的信息無關假設相對立。

　　作為市場經濟的命題，表現得更加突出，它把宏觀幸福建立在微觀快樂基礎上。也就是說，在這一命題中理解的為人民謀幸福，不是謀抽象的幸福，不是謀與個體對立的幸福，不是謀與眼前對立的幸福，而是把個人快樂作為整體幸福的微觀基礎。讓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價值(幸福)，從眼前、局部的價值(快樂)中自然而然地導出。這是對傳統福利經濟學的歷史性改造。如果沒有這一命題作為基礎，單純強調幸福具有很大的政策風險，容易導向損害發展的計劃性福利國家軌道，抑制市場經濟活力的發揮。在這方面，同是強調幸福，卡尼曼的行為經濟學與黃有光的福利經濟學的政策傾向截然不同。

　　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

　　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先快樂帶動后快樂，最終實現共同幸福。這是一個針對第三次浪潮的政策策略。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比較起來，“富裕”指的是效用，“快樂”指的是價值。前者是一個工業化的命題，后者是一個后現代的命題。

　　經濟學意義上的“快樂”(“幸福”)，與口語中的“快樂”(“幸福”)，實際上有一點區別。口語上說的是主觀感覺，經濟學上說的卻是客觀價值。

　　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作為一種“謀幸福”的策略，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含義是不同的。對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來說，這是指產業和需求要向價值鏈的高端升級，在精神和文化需求滿足的微觀經濟基礎上，實現國民幸福指數的整體提高。對工業化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指在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在物質需求滿足之外，率先在發達地區、信息服務業等領域及高收入人群中，通過首先滿足一部分需求層次較高的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提高社會整體滿意度，直接為人民謀幸福，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從物質效用滿足為主，向精神價值(信息和知識價值)滿足為主的轉變，從而提高為人民謀幸福的總體水平。

　　需要指出，中國發展非常不平衡，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有錢”的程度，解決“有錢但不快樂”的問題，對于他們還是下一步的事情，但這個問題現在就應當提出來了。這其中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在發展不平衡的高端一側，這個問題已經成為現實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已有一億人上網，這些人快樂不快樂，對社會穩定影響很大；第二，實現小康不等于物質極大豐富，必須全面發展，滿足人們文化需求，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是全面建設小康主題中的應有之義；第三，為人民謀幸福，需要跟上時代發展，充分體現先進性。一方面要通過工業化讓人們普遍富裕起來，另一方面要通過信息化讓人們感到生活的意義和樂趣，提高他們的幸福指數。

　　作為一個現實的問題，我們的觀念和政策，是否已準備好應對未來的挑戰？

　　第一，要克服將國民幸福與個人快樂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除了正常的規范以外，我們也要看到，那種認為“享樂可恥，快樂有罪”的傳統觀念，還在抑制人們的健康快樂的要求。實際在把“為人民謀幸福”與個人快樂對立起來。我們不能抽象地談幸福，具體地反快樂。

　　第二，要克服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眼前利益對立起來的認識，通過市場經濟發展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對于正當的文化市場需求，用非市場的方式過多干預，會付出文化國際競爭力下降和文化貿易逆差的代價，最終會影響到群眾滿意不滿意這個大局。

　　第三，要把為人民謀幸福的根本宗旨，落實在群眾具體的喜怒哀樂之上，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幸福，實際是充分相信群眾的表現。

　　歷史潮流無情。從工業化轉向信息化，每個社會的穩定都會受到新的考驗。僅僅是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只能是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只有個人快樂，共同幸福，才能真正保持社會穩定。讓一部分人先快樂起來，不僅不會讓天下大亂，還會通過共同幸福，讓天下大治。如果社會的每個細胞都快樂，積小快樂為大快樂，最終使這個國家的幸福值(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高于其它國家，“為人民謀幸福”就會得到它最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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