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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繼吳儀副總理日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了食品藥品安全面臨的嚴峻形勢之后，又有報道說“食品安全法”有望在明年出臺。這些信息表明，目前的食品安全，確實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中國有句古話“民以食為天”，一日三餐吃起來都不放心，無異與天塌下來一樣嚴重。
我們為什么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樣近乎絕地求生的地步呢？按照斯密的論述，市場通過“看不見的手”的操縱，本來是可以確保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自動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的。但在食品市場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一次性交易等問題，就為安全問題的出現埋下了隱患；當然，如果政府監管是強而有力的，市場失靈并不一定會使食品安全出現這么嚴重的局面，但政府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卻也是事實。
追問到這個層面，也就可以解釋食品安全頻頻亮起紅燈的原因了。可深入思考就會發現：盡管市場調控和政府監管雙雙失靈，但這僅僅是為食品安全出現問題提供了可能，至多是誘惑，食品生產和銷售者仍然有不賣有毒、有害食品的自由。如果他們愿意服從內心深處的道德戒律的話，完全可以抵制這種誘惑。道德是最后一道防線，是可以超越市場、超越政府的。但讓人震驚的是，許多食品的生產和銷售者完全沒有表現出任何道德感，如安徽“劣質奶粉”案、廣州“毒酒案”等，簡直是喪盡天良，謀財害命。
為什么會這樣？從傳統看，我們民族本來是很強調道德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說的都是這方面的道理。此外，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怕遭報應的心理，也使得一些人不敢肆意作惡。問題是，現在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沒有人信了。
追根溯源，韋伯的“現代性”理論或許能夠答疑解惑。“現代性”促使傳統社會的一切神圣價值“脫魅”，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理性化，導致現代社會中一切行動都變成可計算、可預測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則凸顯到極致。這種做法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推廣開來，就表現出其不合理的一面：把手段當作目的來追求。反映在食品行業，就是既然利潤是最高目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也是合理的。
此外，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度把效率強調到極致的做法，無疑強化了無視道德的趨勢。與西方文化中人人都需要單獨面對上帝“最后審判”的情景不同，中國民眾習慣于以精英階層的行為方式作為自己的行為坐標———當精英階層放棄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當，“越墮落越快樂”，社會也就墮落得不可收拾了。
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完善市場機制和改善政府管理，都是必要的。但重建一套與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新的道德體系，可能更加必要。實際上，西方的經濟學界一直都相當重視道德的力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就把“習慣和道德”作為非正式約束提升到了與憲法法律等正式約束同等重要的位置。但遺憾的是，在國內，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人們仍然沉醉在制度決定論中不能自拔。我的印象當中，似乎只有茅于軾先生寫過一本《中國人的道德前景》，提出應該構建一種“自利但不損人”、“誠實、敬業、守信”等市場經濟的道德底線，但反響平平，更談不上力挽狂瀾了。
“民以食為天”，天塌下來，誰能是安全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目光還真不能僅僅局限于市場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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