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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
又是一年大學生就業高峰期。近日，記者在廣州多家人才市場調查時發現，“用人單位不愿招女大學生的現象，目前仍普遍存在”。“談戀愛、生孩子會影響工作，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是一些用人單位對應聘女生說“不”的主要理由。
對此，不少專業人士認為，雖然人才市場上確實存在“性別壁壘”，但女大學生們不應該一味消極抱怨用人單位性別歧視，更應“多找自身原因”，通過提升知識水平和個人能力，“得到用人單位的認可”。
確實，從市場自利的角度來看，一些用人單位之所以對女生“另眼相看”，除了傳統的性別偏見之外，經濟上雇傭成本過高才是更深層的原因。也就是說，由于生理(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原因，企業所需負擔的女性就業成本一般比男性更高。因此，用人單位不愿招女性，確有某種不得已的成分，不應“一味消極抱怨”。畢竟，企業不是福利機構，以最小的人力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所在。
如何化解這一歧視明顯的就業困局，降低女性就業成本，除了有關專家建議的“多找自身原因”之外，筆者以為，政府也應有所作為———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比女大學生們單純“自找原因”，更為關鍵。
首先，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帶來的就業成本增加，具有不可克服的必然性，不是一句簡單的“自找原因”、“提升能力”，就能輕松彌補、消除的———再怎么“提升”，結婚生育總是大多數女性免不了的人生需要。因此，把市場不愿意招女生的責任，推給用人單位固然不公允，而過分強調女性自身的局限，同樣有失公允。顯然，面對這種由“市場失靈”帶來的就業不公，政府必須出面干預、引導，并通過法律、經濟等各種調節手段，降低女性過高的就業成本。
更重要的是，站在整個社會性別秩序和諧的角度來看，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權，不僅是市場問題，更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倫理問題。因為說到底，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女性就業成本，從本質上說，并非單純的個人生活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問題。畢竟，懷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罷，都是人類自我繁衍、延續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礎。換言之，是女性以她們的身體承擔、維系著最主要的人類存續責任。顯然，女性為這種責任而付出的代價，不能由她們獨自“埋單”，社會、政府都有義務給予分擔、補償。
而從現實看，在降低女性就業成本的制度化建設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一方面，雖然《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對就業歧視早已做出禁止性規定，但由于條文過于抽象，缺乏應有的可操作性以及制度化的配套措施，這些禁令很大程度上仍還停留在紙面上，無法對就業性別歧視構成真正的打擊。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的社會保障和補償機制還不健全，大量的女性就業成本，主要還是由企業或者女性個人承擔，在利益驅動下，“性別壁壘”成為普遍現象。
消除就業性別歧視，需要用人單位和女性本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社會的積極作為。相對而言，后者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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