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實 李懷定
自從法國、荷蘭兩國拒絕通過《歐盟憲法條約》以及歐盟峰會無法就預算問題達成一致之后，人們對歐盟特別是歐元區政治前景的擔心一直沒有松懈過。昨日，歐洲央行政策委員會成員諾亞一句“有國家撤出歐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令原本飽受經濟和政治因素打擊的歐盟再次受驚。諾亞表示，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離開歐元區，因為它們各自都是獨立的
。
這一言論剛出，脆弱的歐元兌美元迅速跌至14個月來的新低，曾一度跌破1.19。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歐元兌美元已經貶值了10%左右。一段時間以來，內憂外困中的歐盟風聲鶴唳，德國、意大利等國或直言不諱、或指桑罵槐地對歐盟整體政治、經濟戰略表示了不滿。如此背景之下，歐元區作為統一貨幣區的集團穩定性受到了威脅，單個成員國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不斷放大。但這種表面上的可能性是否能夠轉化為現實還需要更為深入的分析。歷史演進：偏好固定匯率制
首先必須搞清楚的是，如果成員國退出歐元區，那么擺在退出者面前的匯率制度菜單會是什么樣？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做個簡要回顧，在歷史演進中尋覓歐元區成員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偏好。
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后到1970年的跛行貨幣區階段，這一階段的標志性體系為英鎊區，區內成員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英鎊，各國的貨幣也盯住英鎊，由于英鎊本身是盯住美元的，因而該時期的匯率制度是跛行的。第二階段為1971年到1978年的聯合浮動階段，聯合浮動意味著成員國對內與其他成員國保持可調整的盯住匯率，并規定匯率的波動幅度，對外則實行集體浮動匯率。第三階段為1979年到1998年的歐洲貨幣體系階段，這一時期的標志性產物為歐洲貨幣單位(E-CU)、歐洲貨幣合作基金(EMCF)和穩定匯率機制(ERM)，成員國在確定本國貨幣匯率時，以ECU為依據，其貨幣與ECU保持固定比價，成員國之間的貨幣比價通過此中心匯率套算出來。第四階段為1999年至今的統一貨幣區階段，隨著歐元1999年的誕生和2002年的流通，各成員國使用統一的歐洲貨幣，實行完全可信的固定匯率制度。
從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歷史演進來看，歐元區成員國在匯率制度選擇上更加偏好固定匯率制，只不過四個階段固定匯率制的合作程度不同，第一階段的合作程度較低，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屬于合作程度中等的固定匯率制，而第四階段的合作程度較高。因此，基于歐元區成員國幾十年來的匯率制度選擇偏好，就算退出歐元區，退出國也不會選擇浮動匯率制，而是在兩種合作程度稍低的固定匯率制中擇一而棲。
如此一來，成員國是否退出歐元區的問題就可以簡化為三種合作程度不同的固定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經濟學的一條基本原理就是，選擇意味著放棄，而放棄總是會帶來機會成本，所以從成本的角度來分析固定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是十分必要的。退出成本：穩健選擇占上風
退出一種固定匯率制總是會帶來相應的退出成本，只是由于合作程度的不同，退出成本的大小也不一樣。這里的退出成本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著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曼昆提出的菜單成本，這個成本概念最初是用來衡量通貨膨脹的，但匯率作為一種貨幣價格，也適用于這種成本概念。很顯然，成員國的匯率制度選擇發生改變時，一國匯率標價必然發生波動，而貿易結算的菜單也必須作出相應調整，這種調整帶來的效率損失就是菜單成本。二是信譽喪失成本，固定匯率制相對于浮動匯率制最大的不同就是以政策可信性換取了政策靈活性，合作程度越高的固定匯率制其政策可信性就越強，因此，從一種合作程度較高的固定匯率制轉向另一種合作程度較低的固定匯率制必然會帶來這種可信性的喪失，鑒于政策信譽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這種可信性喪失成本不容忽視。三是重建貨幣成本，這種成本僅僅對應于合作程度較高的統一貨幣區情形，由于單一貨幣的存在，任何成員國退出這種固定匯率制都意味著必須重建本國貨幣，這種重建貨幣的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不僅需要時間、信心的長期投入，還需要資源、儲備的巨額耗費，由此帶來的經濟成本往往超出想象。
雖然這里不能給出經濟學范式的模型推導，但從退出成本來源的分析也足以看出，對合作程度由低到高的三種固定匯率制度而言，其退出成本也是由小到大的階梯式分布，這意味著從一種合作程度較高的固定匯率制向另一種合作程度較低的固定匯率制轉移是不理性的，這種合作程度與退出成本之間的正向相關關系很自然地帶來了一個不期而遇的政策含義：歐洲貨幣一體化不可逆轉。特別是對合作程度較高的統一貨幣區情形而言，高昂的退出成本使其具有了較為穩健的顯著優點，外部投機沖擊對整個統一貨幣區穩定性的影響微乎其微。實證經驗：坎坷中邁向一體化
當然，歐洲貨幣一體化不可逆轉這個強版本的政策含義顯然需要一些實證經驗來加以證實。幸運的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古訓再一次在我們的分析中發揮了作用，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雖歷經坎坷仍不為所動的事實提供了不可逆轉性的最佳證據。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曾多次遭遇危機：1954年《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因法國國民議會投票的否決而失敗；1965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反對歐共體部長理事關于決策機制從全體投票通過改為多數票通過；1969年，《歐洲貨幣聯盟》的提出因美元危機、石油危機及經濟危機的多重沖擊而夭折；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因丹麥選民在全民公決投票中的否決而告終；2001年，旨在改革歐盟機構和為歐盟擴大作準備的《尼斯條約》因愛爾蘭選民在全民公決投票上的否決而告終。這些危機雖然在當時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歐洲貨幣一體化擱淺的憂慮，但最終都沒有威脅到歐洲貨幣一體化的不斷前行，在歷史長河中，這些當時的驚濤駭浪最后僅僅構成了小小浪花，在歐洲貨幣一體化滾滾向前的潮流中逐漸被人們所淡忘。
唯一的一次例外來自于英國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于1992年9月13日分別因抵擋不住德國高利率對兩國外匯市場的壓力，最終宣布“暫時”退出歐洲貨幣體系，由此釀成了歐洲貨幣一體化歷史上著名的“9月危機”。但另類的意大利很快又于1996年返回歐洲貨幣體系，這從反面證明了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巨大力量。至于英國，也許這個自以為是的親美國家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歐盟，不斷被法德“邊緣化”的尷尬處境以及對英鎊因循守舊的依戀情懷，使其根本無心加入歐洲貨幣一體化大軍之中。所以，本質上說，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不可逆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例能夠對這一政策含義提出質疑。
因此，我們相信，不管以什么方式，《歐盟憲法條約》最終必將獲得通過，而部分國家近來發出的退出歐元區的威脅，充其量只能當作少數政客鼠目寸光的跳梁表演而已。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