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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存在主義”-沈燁/文 薩特在1980年去世了。
第二年，我和我的同齡人們作為嚴格意義上的1980年代的第一批(1980年出生的都自覺被劃分成1970年代“老人”的尾巴)出生了。
所以，對于我們而言，薩特從一開始就是個已故的哲學家，注定在我們主動去觸及他
的思想和文字之前，不大可能有機會出現在報紙新聞、電視節目或者Internet的門戶網站上(呵呵，除去這三種途徑，想要攻入1980年代被信息擠得滿滿的大腦，恐怕不太容易，什么？人文科學著作？！——你不是1980年代生的吧？！)。
十八歲以前當然是一片空白，不排除有天才早早地被哲學陶冶了情操，但我們中的大多數尚苦苦掙扎在數理化的題海中不能自拔，哲學這個東西不用看就知道是條賊船，上不得。
恍恍惚惚邁進大學門檻的時候，已經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
1999——關于這個數字和這個年份，當時有無數的故事傳說預言噱頭�？傊蠹宜坪跻幌伦诱业饺祟惣w瘋狂的理由。就像當年人們說“少廢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樣，“世紀末”三個字成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借口。我們還沒有看過存在主義，但前所未有地意識到、肯定、甚至無限放大自我存在的價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世紀末情結”給了老薩特重返舞臺的機會——在集體恐慌的情緒中，我們饑不擇食地開始尋找能夠讓未來有更多意義的真理，存在主義作為關于自我意識覺醒的學說就這樣被囫圇吞了棗。而事實上，我們的自我意識似乎并不需要覺醒，作為“泡在蜜罐里長大的一輩”，作為各種媒體現場報道的忠實擁躉，特別是作為獨生子女，我們的自我意識與生俱來，并隨年齡的增長呈幾何級數遞增。
薩特對自我的反省是很正常的事，接不接受諾貝爾獎是公眾人物的個性與自由，至于他和波伏娃的契約式婚姻更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現代的情侶很多不僅與其本質相同，而且直接省略了“契約”和“婚姻”。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社會中長大，我們的神經都變得像粗鋼筋一樣麻木。惟一有印象的，恐怕是哲學家死時巴黎五萬人相送的場面(注意，那也是在我們出生之前的事)：第一，那很像我們小時候讀熟了的“十里長街送總理”；第二，在我們成長的年代里很難再找到這樣自發的集體溫柔與熱情。
但薩特還是會被反復提及，他和“黑格爾”、“后現代精神”、“解構主義”一樣，是來自于西方的、我們不得甚解但可以標示知識水平的符號。而且，他來自于風景如畫的法國；而且，他的傳記可以是一本徹頭徹尾的愛情故事；而且，他已經死了。因為這些，這個符號的分量好像又重了。
惟一遺憾的是，薩特的文字繞得像一場邏輯游戲不說，主謂賓定狀補都齊全，居然連順序也沒有打亂，已經跟不上讀圖時代的閱讀規則了。我們只好活學活用，直接在符號上做文章。比方說，如果你聽見一個1980年代的人說你這事兒做的“真薩特”，千萬不要往存在主義上想，也許他只是覺得你無厘頭罷了。就這樣，我們曲解了薩特，實現了我們的“存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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