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下一步改革的驅動力

　　本報評論員 南嶺

　　“就像轉動一個磨盤，啟動時總是最費力的。”6月24日下午，筆者與河南省委黨校副校長韓斌一起乘車趕往中改院時，這位地方學者這樣評價河南發展的狀況。一路上，他還向筆者講起了“河南的干部很辛苦”，“中部的發展需要更多內源力量”等話題。地方的聲音總是生動的。

　　在為期兩天的論壇活動中，筆者觀察到，除了來自北京的官員和專家之外，更多的參會者是來自全國各個省市的官員以及黨校、行政學院和地方社科院等機構的學者。

　　可喜的是，筆者在這次冠蓋云集的論壇上聽到了一些來自地方的有力聲音。對其中的兩個人記憶尤其深刻。一個是來自安徽省政府研究室的吳克明主任，另一個是來自江蘇的南京大學黨委書記洪銀興。

　　吳有著各級地方政府的工作經歷，對農業大省和農民大省安徽的情況非常熟悉。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在地方政府工作了30多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已經在香港獲得了博士學位，并且有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訪學經歷。

　　這位在思考“如何把西方發達國家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有效的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的地方官員，在論壇后的一個小型報告會上深情地介紹了安徽的改革事件和人物。一個是鳳陽的小崗村，一個是曾被稱為“中國第一個體戶”的“傻子瓜子年廣久”，一個是最早發生在安徽的稅費改革，還有一個是被中央領導稱為“要像愛護大熊貓一樣愛護”的奇瑞汽車。

　　之所以舉這些例子，吳是想說明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著頑強的生命力。相對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來說，由農民領頭的制度創新，有著深厚的社會根基，較少受到利益集團的左右，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成功的機會大，反復的可能小。

　　筆者觀察到，當這位不斷為安徽鳴不平，為地方鳴不平的官員在發言時，來自北京的專家們聽得都非常認真，會場前所未有地安靜。

　　另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物是洪。這位年長的經濟學家剛從蘇南深入考察回來，言之有據。他帶來的重要信息是蘇南的地方政府已經開始了轉型的過程。在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學家錢穎一等人就對中國改革的獨特動力進行了理論探討，其結論正是中國獨特的分權結構，讓基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動力，也逼迫地方政府主動來推進改革，領頭辦鄉鎮企業。這個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蘇南。

　　強勢政府是否必然帶來對市場的傷害呢？蘇南的發展經歷似乎否定了這個判斷。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這一地區的政府率先走出了一條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道路。這個過程顯然是自下而上的，也正是來自北京的專家們所呼吁和期待的。

　　吳和洪強調的問題并不一樣，安徽和蘇南的情況也天差地別。但是，吳所期待的和洪所強調的，卻都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地方改革的重要價值和必要空間。

　　在洪的論述中，蘇南已經依靠經濟的先行開始了政府的逐步轉型。而對于吳來說，面對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三農問題，顯然還需要更多地改革空間。其實，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改革的動力究竟應該更多來自于上還是發自于下？

　　至少在與會的大多數北京專家們看來，自上而下是一個當然的選擇。無疑，這或多或少是對過去十多年來的改革模式的一種路徑依賴。有了這個選擇，就有了相應的行為方式。讓學者和媒體達成共識，廣泛呼吁，最終推動中央決策就是這一選擇的行動邏輯。

　　吳從安徽的經驗出發，認為自下而上的改革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而洪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按照吳的自下而上的邏輯，需要的不是宏大的規劃，而是更多的改革空間，尤其是給地方和農民更多的改革空間。讓農民自己來完成制度創新，而不需要北京的專家們代勞。“真正推動思想解放的是農民和群眾。”這是吳依據安徽改革經驗，對改革動力的一個基本判斷。

　　事實上，無論是北京的專家們還是地方的官員，其思考的基本出發點都是現在的中央地方分稅制結構。只不過后者更希望根據新形勢對這一結構進行調整，以此作為新一輪改革的起點。而如果保持這一基本稅制結構不變，那么得出改革必須自上而下的結論就順理成章了。

　　經濟學家魏加寧就從當前宏觀調控的“悖論”出發，得出了要允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結論。在他看來，中央政府要從越來越頻繁的宏觀調控中解脫出來，關鍵還在于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中，似乎一直存在“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的難題。如果改革被如此難題困擾時，我們要過小關應該還是沒問題的。不過真實的困難是，我們現在要過的是“大關”，要通過的是歷史的“三峽”，如果羈絆太多，甚至存在內在的沖突，那么改革的壓力無疑將驟增。

　　由此，轉變改革思路，以增強地方自主性、拓展改革空間，而不單純是依靠宏大規劃的方向來推進改革，似乎更容易獲得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或許，多聽聽來自地方的聲音，就能化解諸多難題于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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