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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根據央行的部署，四川、山西、陜西、貴州四省在年內將進行民間資本的信貸試點。按照央行已確定的試點實施框架，由民間資本成立的貸款組織必須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只貸不存”，股東最多不能超過5個，且其行為不違反《高利貸法》。至于民間貸款組織的資本金、貸款利率，并沒有受到特別限制。
這一招是預料之中的。今年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表示：“出于對產權的尊重，國家應給資金擁有者以運用資金的自由。國家應在強化信息披露、嚴厲打擊信息造假的同時放松直接融資的管制，讓籌資人、投資人自主決策。”吳曉靈副行長當時甚至提到具體的制度設想，民間借貸額度可以設立一類金融組織，大的叫投資公司，小的叫貸款公司。
5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其發布的《2004年中國區金融運行報告》，根據其對若干地區民間融資活動的調查，得出結論：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減輕了中小民營企業對銀行的信貸壓力，轉移和分散了銀行的信貸風險。”據此建議監管當局加強對民間融資行為的規范和引導，趨利避害，促進其健康發展。
民間金融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金融監管層終于面對現實，初步認可民間金融，可以說，是對此前長期存在于各個監管部門的現代化崇拜癥的一種矯正，有助于金融秩序之健康發育。
不過，金融監管層“加強對民間融資行為的規范和引導”，是否會導致監管過度，扼殺民間金融的活力，這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必要注意的地方。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過去二十多年、過去幾百年中，民間金融基本處于監管之外，但在大多數地區也運行得相當順暢，其金融風險水平遠低于目前的國有金融機構。這其中的原因一點也不復雜。在上百年的演變歷史中，民間金融已形成了一套復雜而有效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大多數交易發生于熟人社會內部，因而，其自我監管機制是非常有力的。
所以，當我們欲對其實施規范、監管之時，立刻面臨一個難以克服的知識局限問題。舉例而言，通過新聞媒體為外界所知的標會、抬會等，可被統稱為“合會”。然而，此類合會組織的形態及內部關系，種類繁多。其中的規則、制度歷經百年均具有其自足性，但外人往往難以全面了解。不要說立法者和靜坐書齋的學者無從掌握，就是法官水平向來較高的中國香港和東南亞普通法法院，面對提交至法庭的糾紛，對于“合會”究竟屬于契約關系，還是組織實體，也一直拿捏不準。假如不能了解其中關竅，又怎能規范、監管？
正是出于監管目的，中國臺灣根據其“法院”多年積累的判例，及全面的合會習慣調查，于1999在有關規定中修正增訂“合會”一節，使合會契約成為有名契約，并規定了合會契約(會單)必須記載的事項，即成為要式契約。此外，限定合會當事人必須為自然人，規定標會的方法和程序，明確規定對于倒會的處理辦法。
不過，臺灣地區法學界對于合會規定入典的技術性準備是否充足，多有疑問。民間實際存在兩種形態的合會，而規定卻將其強行納入一種規范中。因此，有學者預計，由于合會的法典化改變了目前部分民間合會的習慣，最終的結果不外乎是兩種：要么法典失靈，要么曾經對臺灣地區經濟騰飛起到重大作用的民間習慣逐漸衰落。
那么，金融監管層在承認民間金融之正當性之后，能否對民間習慣保持一種謙卑心態，采取一種無為而治的監管政策？不審慎的監管，只會擾亂固有習慣，而無助于使金融活動參與者的行為理性化。就此而言，金融監管當局介入試點，有必要充分尊重民間自身的靈活性和規律性。
在過度介入的“積極”監管背后，仍然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現代化崇拜”觀念，仿佛金融活動只有以現代的形態開展，才是安全的；似乎社會的全部金融活動都必須正規化，必須納入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范圍之內。那么，夫妻二人以共同擁有的資金合伙借貸，是否也要納入金融監管視野中？
當然，這并不是說此類金融活動不要監管。但監管絕不僅是金融監管層的事，事實上，對于民間金融，最可行的監管方式是司法監管，即解決糾紛的過程，進行外部監管。法院以更務實的態度對民間金融糾紛進行理性監管，并積累若干案例，外界借此可逐漸了解民間金融的規則與制度。只有這樣，才談得上更為內部化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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