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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曉波
清華大學美術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丹青辭職事件的余音尚未散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近日又發出公開聲明，決定暫停招收碩士生。(6月27日《北京晨報》)
和陳丹青辭職的原因相似，賀衛方的決定，是因為痛感研究生入學考試設計“存在著
相當嚴重的缺陷”，是因為深惡于影響招生公平的保送制度等。他在教師座談會等場合提出自己意見后未得到回應，決定以暫停招收碩士生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態度。
陳與賀的舉動，殊途同歸，本質一樣———各以自己的方式對體制的“缺陷”發出了有聲的抗議，不僅是通過語言，更通過具體的行動。不同的是，陳丹青的無奈成分居多，而賀衛方的舉動，卻是有意為之。作為一位知名的北大教授，作為一位頗有號召力的知識分子，賀衛方應當很清楚，他的做法注定會掀起波瀾。
如何看待賀衛方的舉動？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他有沒有權利自己決定暫停招收碩士生；二是在價值層面，他這樣做的合理性何在。
權利是相對于義務而言。賀衛方是北大法學院的博士生導師，但博導是一種資格，而非一種義務。作為博導，賀衛方有選擇帶研究生的權利，卻無必須帶的義務。作為法學院的一名教師，賀衛方理論上應當接受學院安排的教學任務，包括招收研究生———但學院在安排教學任務時，是否不能忘記一個前提，即賀衛方有選擇任務的權利。比如，他選擇只從事本科教學，而放棄從事研究生教學。
賀教授認為，“撒大網式的考試嚴重抑制了考試時應有的專業傾向”，這不僅對培養人才不利，也對學生不公平。應該承認，無論是陳丹青還是賀衛方指出的問題，都并不高深。問題之所以長期成為問題，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舊體制本身往往充滿了慣性和惰性。
制度從來不會完美，而只能走近完美。當教育體制中出現了賀衛方所認為的“不合理”的時候，一個負責任的教育者，理應對此作出批評。眾所周知，在慣性面前，許多人是沉默的。而正因為眾人的沉默，使得賀衛方的表現是如此的惹眼———表達與反思不滿，畢竟是一個現代公民的責任與義務，無論你是知識精英，或是草根百姓。
當這起發生在大學校園的事件成為公共關注的焦點的時候，當教育主管部門從一個教師的舉動里，看到招生體制存在很大弊病的時候，賀衛方的公開聲明，便體現出了不同尋常的意義。從陳丹青辭職到賀衛方罷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其產生的價值也不單是在教育圈內。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對賀衛方表示由衷的敬意。
顯然，賀衛方的罷招是為爭取教授招生自主。但筆者擔憂的是：在招生自主下，賀教授有足夠的道德自律使用這種“自主”，但如果遇到歐陽之類的無良教授，“自主”就成了惡行的拐杖———可能這是賀衛方罷招后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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