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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斌
目前，在經濟學術界，有關中國經濟是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的爭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這場爭論中，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判斷。一種認為已經過熱；一種認為只有局部過熱；還有一種認為并未過熱，甚至存在重陷通貨緊縮的危險。在這些觀點中，PPI(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和CPI(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走勢是大家經常引用的數據，也是牽動諸多
宏觀經濟研究機構神經的兩個重要數據。
但是，筆者認為，真正能夠反應經濟全貌的物價指數只存在于概念之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有關指數的問題始終在困擾著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其中以下幾方面的問題最為突出。
其一，物價指數統計過程中存在著樣本與總體之間的矛盾。考慮到采集樣本的成本，任何指數的編制都只能采用少量的商品，即所謂的一攬子商品來代表所有的商品。在我國國民經濟統計中，統計的工業有37大門類，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僅統計其中的9個類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2001年以后進行了修訂，擴充了統計范圍，將與人們生活關系越來越密切的服務類費用也計入價格指數，共統計8大類13小類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統計的范圍從原來的325種商品增加到550種商品和消費。我們不難看出，作為兩種統計范圍最大、應用范圍最廣的價格指數的統計，也僅是成千上萬種商品的一小部分。以如此之小的樣本來代表浩如煙海的商品總體，其準確程度肯定要受到影響。譬如，最近有關CPI統計中缺失了房地產價格因素的討論就是物價指數樣本與總體矛盾的一個集中表現。
其二，新商品層出不窮是物價指數研究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隨著現代經濟中科技的飛速進步與消費者需求偏好改變等原因，物價指數的報告期將會出現其基期并不存在的商品，與此相對應，基期存在的商品還有可能在報告期由于各種原因退出市場。新商品的出現與原有商品的退出使基期和報告期的商品種類、商品價格出現變化，導致有關物價指數的統計出現困難。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每年都要引進數以百萬計的新商品，這必然對物價指數的準確性產生重要影響。忽視新商品會導致過高地估算價格的膨脹，相應地會過低地估算實際增長率。以手機為例，由于2000年我國手機消費熱潮尚未啟動，因而手機價格的因素并未列入CPI的統計之中。歷經5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手機生產和消費大國，且手機的種類與功能較2000年而言也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仍將手機價格因素排除在CPI統計之外，難免有所偏頗。
其三，商品結構變化導致物價指數統計困難。商品結構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品真實成本的改變，這也包括由于擴展新的市場帶來的規模效應降低了生產的成本；一是需求方面，消費者收入的提高或者偏好的改變都可能影響商品的支出結構，甚至收入分配的改變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商品結構的變化使得不同商品在支出中的比例發生改變，進而對經濟的影響也會相應發生改變。
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恩格爾系數的變化，隨著收入的提高，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食物在人們消費支出中的比例不斷減少，糧食價格水平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力也相應下降。從2001年我國采用國際通用做法，逐月編制并公布以2000年價格水平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算起，2000年至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49.1下降至45.6,城市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39.4下降至37.1,降幅分別達到7.2%和5.9%。在商品結構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勢必會影響到物價指數的準確程度。
其四，物價指數加總問題的理論基石并不牢固。加總問題是現代主流經濟學遇到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難題，所謂的加總問題是指從微觀經濟個體(如廠商、個人等)行為結果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方法得出宏觀經濟總量。而新古典經濟學已經證明，無法得出一個標準的同質總量進行加總。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將涉及極為復雜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在此筆者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予以說明。比如，一個普通的面點師工作1小時可以做100個面包，而一個電影明星拍一小時的代言廣告可以獲得多至7位數的收益，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商品和勞務簡單地加總，勢必得到一個含混不清的綜合體，其實際意義并不顯著。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發現物價指數統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物價指數的認識根深蒂固，往往忽略了編制物價指數遇到的困難。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在其專著《貨幣、信用與商業》中提出過警告，“人們當前往往非常大膽地利用指數作一些極為重要的估算和計算”，如果將物價指數用于不適當的目的，“我們從可靠的指數中獲得的東西，也許比僅僅根據常識，根據眾所周知的事實獲得的東西更不可靠。”如今看來，這一近一個世紀以前提出的忠告仍然具有很強的啟發性，也許，物價指數的發展需要人們進一步重新審視指數編制的意義和目的。(作者為華西證券研究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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