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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曉欣
最近，有三件事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一件是5月25日雀巢金牌成長3＋奶粉碘含量超標被曝光后，中國消費者和雀巢公司展開的“博弈”。另一件是一個來自安徽打工者杜寶良，因為在同一地點違反交通法規105次，被罰高達1萬多元。第三件是當前紡織品貿易問題。這三件事雖然內容不同，但都反映同一個問題：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服務意識。
從“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標”事件看，中國消費者和雀巢公司在“博弈”過程中，雀巢公司經歷了消極應對———積極自辯———公開道歉———只換不退的“表演”之后，雀巢公司日前又對外宣稱：消費者可以退貨。而在6月8日之前，政府各相關部門比較“慎重”，都沒有表態。其實，“慎重”的背后，是政府職能部門的錯位和缺位。2003年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從六個方面規范政府行為：對直接關系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有限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有限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公共利益的壟斷性企業的市場準入等事項，政府有權設定行政許可。顯然，碘含量超標已經影響到食用該產品人的人身健康，政府職能部門應該在第一時間站出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這里，政府職能部門缺位所缺失的是政府維護公眾健康的職責。
“在同一地點違反交通法規105次”說明了什么？首先，交通法規的制定是保護人合法權益和道路暢通，罰款的目的是維護法律、法規的尊嚴，可以說，罰款不是目的，而是保證道路的暢通；其次，執法者和被執法者是平等的，被執法者有知情權。試想，打工者杜寶良在同一地點違反1000次、10000次，他還能交得起罰款嗎？法律、法規的尊嚴還能維護嗎？在交通法規中，有12分的規定，違章、違法超過12分要重新學習考試，杜寶良在同一地點違反交通法規105次，早就超過這12分的界線了，交管部門早就應該告知杜寶良，而不是等著罰他的款。杜寶良違章事件或許是個別的例子，而交通執法中所存在的一個又一個“執法陷阱”，就難以用“個別”加以解釋了：在最可能快速行駛的路段，在不顯著位置設立一個限速標志，警察故意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隱蔽的電子眼，這種做法惟一目的顯然就是罰款。政府職能在這里嚴重錯位，將執法權讓渡給了收取罰款。
紡織品貿易問題關系到我國的紡織企業，關系到1900萬紡織企業職工和更多的家庭，人們看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為什么要有這種強硬態度？日前，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上海與部分紡織企業舉行座談會時一語道破，“為企業服務是商務部的根本職責，商務部將在國務院的領導下，盡最大努力維護我國紡織企業的利益”。雖然，不能說一句話就代表政府職能轉變了，但是，至少有了為企業服務的意識。
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缺位”的直接影響是政府職能部門效率低下，執法成本加大，并且增加了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其次，影響經濟持續健康、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轉型，迫切需要政府在對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事務的管理中不斷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府職能由經濟建設型向有限權力型、公共服務型和效能責任型的法治政府轉變。建設高效政府必須解決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缺位”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完善對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實現公共權力透明運作，通過建立和完善信息公開發布制度。可以說，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革，既聯接經濟體制改革，又聯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政府轉型首先要增強政府服務意識，只有增強了服務意識，才能在工作中不“越位”、“錯位”和“缺位”，才能使政府職能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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