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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董偉
“大礦大難大多是安全生產投入機制存在缺陷引起的，而小煤窯之禍總是和地方官員的腐敗糾纏不清。”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王銀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煤炭經營要警惕“搞定一個人，拿走一片礦，生出一場災難”的情況，安全監管更要避免官商勾結，分食煤礦暴利的局面。
有關研究人員指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煤礦生產和其他生產活動一樣基本上不凸顯個人利益的作用。那時候的礦難，雖有人禍成分，但并不明顯。隨著中小煤礦的改制，原來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小煤窯逐漸成為私營礦主、部分政府官員和地方財政的“黑色金庫”。鑒于利益的一致，一些政府的監管單位對礦主壓縮安全投入的狀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礦工生命處于無保護和憑運氣的境地。上個世紀末，小煤窯礦難頻發，政府決心關閉不符合規定的眾多小礦，但“今日閉，明日開”，假關閉、假停產現象禁而不絕。“整頓小煤窯最大的阻力來自于地方保護主義”，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說，小煤窯屢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地方保護傘的存在。
據有關人員測算，我國重大礦難事故風險的概率為1／600。這說明，盡管從總量上看，煤炭行業發生礦難的頻率和死亡人數很高，但真正輪到每一位礦主的幾率卻很低。即使輪到頭上，依現行法律，對違法開采的罰款5000元至兩萬元，釀成重大或特大礦難的刑期也只在7年以下。收益巨大，違法成本卻很低，非法開采當然極具誘惑力。
王銀生建議，要改變當前嚴峻的煤礦安全生產形勢，必須提高煤炭市場的準入門檻，同時要注意對監管工作本身進行監督。“我們要一方面提高安全生產監管的權威性，讓他們的工作有底氣，另一方面要對相關的政府部門給予更多的監督，包括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和發揮工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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