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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夏 日
距離能改變時間，而時間的改變又意味著什么？
“白天睡覺，晚上工作”，這幾乎是每一個初到紐約的中國人的常態——因為這里是紐約時間。
如果我們不用數據來表現“中國的崛起”這一宏大主題時，時間是最好的分析工具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全球相當多商務人士的日程和時間概念；打高爾夫的時間被安排成一次長途飛行去中國談生意；由于時差，一個白天的24小時就有可能變成36小時。
時間是一種理想。早幾年，中國上海的期貨界人士，認為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標志之一，就是外國人半夜起床炒人民幣，而不是當時狀況的相反狀態，中國的交易員們半夜起床看外盤。
時間更是一種話語權。當新聯想運營后，管理的兩個課題無法回避：如何讓楊元慶倒時差；如何確定中美管理層的會議時間，否則，楊元慶只能一天工作24小時。雖然是一家上市公司，新聯想不會披露這一被稱為“細節”的問題。或者是另外的狀況，新聯想的答案不被人們關注。不過，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管理細節，對于像新聯想這樣的公司恐怕比利潤更重要。
誰該遷就誰的時間？這是中美之間的小問題，也是大問題。比如：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讓一些美國人花費了時間。而爭吵的核心同樣是個時間表爭議：美方略顯霸道地認為，中國應在幾個月內讓人民幣升值，從而改善美國巨額貿易逆差，讓更多的美國人恢復就業，而中方一直承諾會改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變匯率彈性，只是這個時間話語權是主權的一部分，中方會選擇的時間只能是“出其不意”。這是中美雙方最近最大的爭議，核心的不一定是商業利益，而是時間話語權的爭奪。
同樣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糾紛，也反映了商業問題的時間性。爭議的中心內容無非是在2005年開始的133天，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一些種類的紡織品短期內大幅上揚。從中歐解決類似爭端的方式看，無非是實現了在一定時間內一定幅度的管理。
人民幣匯率和紡織品貿易時間話語權爭端的背后，正日益顯示商業哲學的局限性。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為什么受到他國的限制進口，中國的生產者想不明白，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無法解釋，了解一些經濟學常識的人們也無法找到完整的答案。這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時代，自由貿易只能是一種真實的幻覺；這是一個族群利益互相沖突的時代，任何真正的“雙贏”答案要么藏在商人們的保險柜里，要么只掛在政治人士的口頭上。
中國機會，正在變成全球商業人士的時尚語言，同時，中國的挑戰或威脅正不斷出現在美國的媒體上，“挑戰和威脅”是其他族群對中國的本能反應。
“中國的崛起”，這是中國人的自信愿景，是漢語文化的新組合。能否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決定，這是“楊元慶們”的命題。能否“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答案肯定不會隱含在商業的邏輯中，這是一個智者尤其是政治智者的艱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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