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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6月17日，新華社發布的一幅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材料繪制的圖表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該圖表以直觀形式顯示中國居民收入存在六大差距。從新聞標題來看，媒體顯然把關注重點放在了貧富分化上。但我認為，圖表的第六個方面，即國民財富在財政分配和勞動分配上的差距，也值得我們重視。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比兩極分化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它能告訴
我們國民創造的財富哪里去了。
從圖表看，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增速不可謂不快。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也就是說，14年間，勞動收入的增幅非常緩慢。
兩者有什么聯系呢？簡單說來，一國財富由居民收入、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三部分構成。盡管隨著GDP蛋糕的做大，財政收入水漲船高也是自然的，但就居民收入和財政收入而言，兩者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國民創造的財富朝政府這邊傾斜，老百姓得到的收入就要少一點。當然，政府財政收入最終也是用在為老百姓辦事上，從近年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上，的確有一個很大提高。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政府財政的浪費現象還相當嚴重。將這部分費平均分配到13億人身上，每個人的收入將會有所提升。
另外，工資占GDP的比例過低，還說明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當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大量國民財富通過非規范的途徑流入個人手中。工資收入所代表的是勞動報酬在個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額。按照統計部門的標準，它是指國有、集體和其他所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工資總額合計，包括計時工資、基礎工資、職務工資、計件工資與計件超額工資、各種獎金、各種津貼、加班工資和其他工資在內。
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占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萬億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換言之，在城鎮還有2.4萬億元是通過非工資的方式分配的。這非工資的方式除了經營、技術等收入外，很大一塊就是以腐敗形式表現出的轉移收入。想一想現在的腐敗案，動輒就是千萬上億元，單每年外逃到國外的資金就高達數百億美元，財富落入何人之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這也說明，廣大職工“勞動力的價格偏離價值”的問題非常嚴重。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勞動力的價值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用于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另一部分是勞動者用于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和子女撫養等方面的費用。但在計劃經濟時期，這后一部分卻人為地和勞動者為社會增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混加在一起，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支持龐大計劃管理機器的運營。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后，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也僅僅是簡單再生產的勞動報酬，而將體現勞動者社會屬性價值的部分和剩余價值一起歸入自己的腰包。這就是我們的工資水平長期偏低的原因。
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過低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需求不足。統計表明，從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消費性支出增幅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由于收入持續增長的機制沒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費基本上采取保守態度，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問題因此難以解決。
一個社會的進步，最終取決于社會個體物質利益實現的程度。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收入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就背離了社會發展的目標。改革勞動薪酬結構，使勞動力的價格與其價值相符，提高工資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減少非規范、非正常收入，是減少貧富分化，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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