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交學費--學智慧機制

　　沒有一個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在治理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官員及企業家由于疏忽、由于知識欠缺、由于判斷失誤而釀成大錯，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這是治理的一項成本，或者說是做正確的事情的代價。那些犯了錯誤的主政官員，或者他們的上級會經常說“交學費”。

　　問題在于，有些事情，由于對錯誤的事后處置機制不夠健全，因而，學費盡管一遍又 一遍地交，但治理的經驗和智慧卻似乎并沒有同步增長，有些地方的管理層和決策層甚至前赴后繼地倒在同一個犯錯的地方。

　　比如，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如果從零零散散地進行改革的上世紀80年代算起，已經進行了20多年了，前車之鑒可以說數之不盡，但是，迄今為止，同樣的錯誤仍然在被不少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管理層所重復。比如，交易過程中官商勾結，管理層自己出售自己購買，借改革之機，為國有企業打工的經理，一分錢不掏，搖身一變成為大股東。

　　為什么會這樣？看看那些法治及治理水平較高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吧。6月3日，在債權人大會召開前5天，中航油巨虧事件最終調查報告由新加坡普華永道會計公司完成。普華永道是受新加坡證交所委托進行調查的。

　　這份報告不僅對本案的善后處理和司法裁決具有重要價值，各方將據此可以判斷誰應對中航油巨虧承擔責任。而且，它從公司治理結構、高管專業知識、企業風險控制流程等多個角度，全面剖析了中航油巨虧的前因后果。誠如《聯合早報》一篇社論所說，“報告中所提及有關企業投資決策、風險管理、財務控管、營運透明度等問題，都給本地的企業監管提供了良好的借鑒，值得本地企業參考。”

　　這就是學費帶來的智慧。中航油交了學費，這其中肯定蘊藏著教訓和智慧，其他類似企業若能汲取這些教訓和智慧，并采取應對之策，或者有可能減少犯同樣錯誤的機會；而監管層同樣可以制訂更具針對性的監管規則和措施。

　　但這種教訓和智慧，并不是翻看一下新聞，或者聽圈內人士講一點秘聞就能夠把握的。事件不可能自己呈現出其意義來，事件的意義，也即事件的教訓和智慧，需要靠有心人、需要具備專業知識的人，通過深入的調查，來發現、探究、總結、概括，最后形之于文字，并且公之于眾。

　　沒有專業知識的人，不可能發現問題所在；不經過深入調查，就不可能了解當事人的心態和錯誤的來龍去脈；不去探究、總結，意義本身不可能自己呈現出來；而如果不形成文字，那些教訓和智慧就是一片混沌，無法被人理解；如果不公之于眾，蘊藏在事件背后的教訓、經驗和智慧，就無法成為公共知識，無法被其他人所運用。

　　社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正確的治理知識。盲目的嘗試，不可能有助于制度的設計或改進。要使制度、規則趨向合理，需要人們探索、積累正確的治理知識。這種知識固然可以從其他社會模式中照抄，但更好的途徑，應是從實踐中，包括從錯誤中學習、積累。只是，比起書本上的知識，獲得實踐性知識需要理性更大的努力，需要社會具有一套有效的學習機制。

　　內地社會治理與市場監管制度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這樣一整套學習機制，一種把一家企業、一個官員的個別錯誤，轉化成公共知識的程序。高級官員出現重大違法、違規事件，或某大型企業出現嚴重失誤，盡管人們知道，它背后所存在的問題具有某種普遍性，但沒有人想到，去通過對個案的調查，發現背后的普遍問題。

　　有時，即使有關部門組織調查，但因為通常是由上級部門組織的，所以其獨立性和公正性容易受到質疑。而且，有關部門似乎總是有這樣那樣的顧慮，習慣于將調查過程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調查報告也被藏之秘閣。從知識利用的效率角度看，即使調查者發現了某些知識和智慧，也沒有變成整個社會可以利用的知識。

　　于是，健力寶事件結束了，但是，沒有人知道誰該對此負責任，而不管是準備進行產權改革的國有企業，還是政府，好像很少有人能從中得到智慧；佘祥林事件發生了，當年曾經訊問過他的警察也自殺了，但這樣的事件熱鬧一陣也就過去了，巨大的個人悲劇對于改進司法體制、警察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推動作用。學費交了，社會卻什么也沒有學到。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中國人似乎天生就喜歡學習和考試，但為什么治理的技藝卻似乎沒有多大長進？

　　插圖/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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