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方案或骯臟浮動：新加坡印度匯率改革鏡鑒

　　本報記者 徐以升 發自北京

　　就像經濟學家張曙光提出的那樣，人民幣匯率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匯率體制，二是匯率平價，目前的焦點在匯率平價上，但根子卻在匯率體制上。上世紀80~90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先后完成了由固定匯率制度向浮動匯率制度的轉變。在人民幣匯率制度討論升溫之時，退出盯住匯率制度的新加坡和印度的匯率制度也引起了國內專家的廣泛關注。 日前，本報就新加坡和印度案例采訪了部分金融專家。

    新加坡折中方案

　　不少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將新加坡實行的匯率體制方案稱為“一個不錯的折中方案”，有經濟學家表示，它既能讓中國宣稱已實現提高匯率體制靈活性的承諾，又不至于一下子對資本流動門洞大開。

　　新加坡自1981年以來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制度介于人民幣現行的與美元掛鉤的制度以及美元在市場作用下自由浮動的制度之間。新加坡元的匯率與新加坡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攬子貨幣掛鉤，行使央行職能的新加坡金管局并不對外宣布這“一攬子”貨幣的構成，金管局會根據進出口貿易的變化在必要時對其構成進行調整。

　　事實證明，新加坡的匯率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僅為零售巨頭美國沃爾瑪公司年銷售收入一半的小經濟體非常有效。從1981年至今，新加坡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通貨膨脹仍在控制之中，且利率保持在低位，這大大刺激了國民的消費支出。此外，新加坡實行這種“一攬子”掛鉤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對外國商品和資本全面開放，因此，實際上它難以控制本國利率。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并宣稱將中心匯率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方案，可以解決由于盯住美元而帶來的人民幣兌其他貨幣普遍貶值的問題。

　　但馬駿認為，這種方案也面臨一個重大困難：即浮動范圍有限，如果由于國際收支平衡持續很高或很低，使得人民幣對整個“一攬子”貨幣必須長期升值或貶值，這種體制就無法容納這種升值或貶值，最終會導致被迫放棄該體制而作一次性升值或貶值。換句話說，這種體制雖然較盯住美元更具靈活性，但也可能無法長期存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張碧瓊教授對記者表示，新加坡方案是有一個浮動的區間，但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比如加寬幅度等等。從增加區間的方式來看是可以為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借鑒的，但中心匯率的確定不一定要采取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形式。

　　她認為，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并將中心匯率盯住“一攬子”貨幣，允許中心匯率在某些情況下對“一攬子”貨幣升值或貶值的這種模式，只是適合較小經濟體，卻難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而這對中國這樣國內經濟狀況十分復雜的大國來說，獨立的貨幣政策又顯得十分重要。

    印度“骯臟浮動”模式

　　印度“骯臟浮動”(Dirty float)的匯率體制模式也受到了經濟學家的關注。馬駿就建議，人民幣可以實行類似印度模式的“骯臟浮動”。

　　所謂骯臟浮動，即讓匯率在隨時可改變的范圍內靈活浮動，但具體幅度不公布，中心匯率參考但不盯住實際有效匯率，并容許中心匯率隨時對所參考的“一攬子”貨幣升值或貶值。

　　在該模式下，中央銀行內部計算若干種實際或名義有效匯率的模型，模型計算的結果作為參考目標，指導中心匯率的中長期走向，但在短期內不必拘泥于此參考目標的指導。我國臺灣地區采取的也是類似的這種模式。

　　在此體制下，短期內匯率可以根據國際收支變化情況明顯偏離實際或名義有效匯率。在過去十年內，印度的實際有效匯率在其長期平均值上下5%左右波動；臺灣地區的名義有效匯率過去四年間在上下4%左右浮動。但中央銀行不必公布浮動范圍和中短期偏離實際有效匯率的方向，以保持國內貨幣政策手段(如利率)的主動性。

　　馬駿表示，這可以使中國的匯率具有充分的靈活性，同時保證中國在貨幣政策選擇上具有足夠的獨立性。換句話說，在這種體制下，調整國內利率時不需過度擔心對匯率產生的影響，即利率政策不會被匯率體制“牽著鼻子走”。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劍峰對記者表示，不管方案如何，但現在各界達成的共識就是，退出盯住匯率在步驟上要在資本項目開放之前，即在目前的情況下不能盲目嘗試資本項目開放，尤其是短期的資本項目。殷劍峰表示，在由相對固定的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之前，還應該積極促進利率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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