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中國

　　“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系列之一

　　甘陽

　　“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的復興”這個題目，源于2004年底《21世紀經濟報道》(編者注：見2004年12月29日年終特刊第三版)的一個采訪。當時說了一個很不成熟也很簡 單的看法，即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25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匯，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中國人詞匯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權利等等。

　　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這樣一個傳統。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出來，這種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勢，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

　　最后，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常常難以準確描述，但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和鄉情。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我們經常會看到，在當代中國的有些討論當中，這三個傳統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種互相排斥的狀態，有些人會特別強調其中的一種傳統而排斥其他的傳統。大家可能都會感到，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充滿著爭論，這些爭論有時候甚至影響到個人生活。已經有十幾年友誼基礎的好朋友，突然之間朋友們的看法不太一樣了，分歧很嚴重了以后，朋友都很難做下去，很傷感情。這就是因為一些比較大的爭論。現在大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似乎正面看法比較容易被接受了，至少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如果有分歧也不一定會引起那么強的感情糾紛。但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的事，以往一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會爭得劍拔弩張的。因為實際上所謂中國文化的問題，背后帶出來的是一個中、西文化的問題。你談中國文化意味著你怎么看西方文化，隱含著一種比較中國跟西方的看法，這就是貫穿整個20世紀不斷的中西文化爭論。

　　一直到1980年代的時候，當時知識界的最大焦點是所謂“文化熱”，文化熱的主題就是又一次的“中西文化爭論”。1980年代文化爭論的好處在于，它使當時知識分子重新接上了晚清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問題意識，這就是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晚清以后整個中國文明突然徹底的瓦解了，從頭到尾地瓦解掉了，不但是政治制度瓦解，經濟制度瓦解，而且是文化和教育體系都全盤被瓦解。由于整個中國傳統文明被瓦解，因此20世紀以來，無論是關于中國還是西方的研究，中國人引用的權威都是西方的。我們或許也會提到孔夫子，但是并不把他作為一個權威。但是最近兩年情況似乎有變化，2004年底國內幾家報紙都說2004年是傳統文化回歸年。

　　今年是廢除科舉100年，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廢除科舉是什么意思，廢除科舉對于當時的中國讀書人是什么樣的沖擊。打一個比方說，今天這里清華的學生，從小學考到初中，從初中考到高中，從高中考到大學，畢業的時候，突然下一個通知說，你們所有這些學的東西都是沒有用的，你學了這些東西都找不到工作，你們會怎么樣呢？你們肯定會瘋了，有人恐怕會跳樓，這是非常震撼的。你們可以想見這樣一種沖擊嗎？當時中國社會的瓦解是徹底的，全面的。

　　什么叫科舉？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習慣用輕蔑的眼光去看所謂的科舉。但科舉說到底是整個中國社會維持精英系統再生產最基本的機制。 在傳統中國，理論上只要是讀書人就都會去考科舉，能考上進士的誠然不會很多，但你只要是讀書人，就會想著去考科舉，你下意識中就已經認同了一整套中國傳統精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所以盡管你考不上進士，也是中國社會的基層精英。而且你可以一年一年的考，從前中國傳統考進士沒有年齡限制，可以考到七八十歲。你考到七八十歲還沒考上，皇帝見這么大年紀還沒考上，或許賜你一個進士。為什么？因為要給社會的潛在精英永遠存一個希望，如此就可以維持精英系統再生產的運作。從隋唐開始，科舉至少有1300多年，是傳統中國最基本的政治-文化機制。

　　晚清廢除科舉無疑意味著傳統中國的整個政治-文化機制的徹底崩潰和瓦解。整個科舉制度的廢除，整個機制崩潰了以后，中國面臨一個全面重組中國社會的巨大任務。這樣的一個社會怎么重新奠定組織一套新的機制，絕不是容易的事。在西方，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用了數百年才完成，而中國從晚清瓦解到現在是百年左右。我們今天仍然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從晚清瓦解到中國革命和中國改革的整個過程看成是尋求奠定現代中國的一個連續體。

　　西方視角下的中國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認為“北京共識”已經取代了“華盛頓共識”，他的具體看法是可以爭論的。但Ramo提出這個看法的意義在于他提醒大家，理解中國是非常困難的，不能按照各種流俗的看法來了解中國。從西方的角度來說，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中國對西方是一個問題，因為西方統治全世界已經數百年，以西方為主形成的這個世界有一套他們的規范和程序，現在中國似乎像一個突然闖進來的人，導致整個系統都在搖蕩。怎么辦？中國以后會怎么樣？沒有人知道。

　　兩三個月前，美國《波士頓環球報》有一篇社論，批評美國國防部長，他在接受采訪時，關于中國講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說：“我們禱告中國能夠規規矩矩地進入文明世界。”《波士頓環球報》的社論對美國國防部長的這個說話很不以為然，社論開頭就說，中國是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國家，美國建國一共只有兩百多年。人家的文明已經三千多年了，你卻以為中國好像是一個化外之民，要人家規規矩矩地進入你的文明世界。社論認為美國人要去看看中國的歷史，中國是在恢復他從前的光榮和偉大。當然我認為《波士頓環球報》的這個社論很有見地。

　　但是問題在于，我們中國自己很多人也是像這個美國國防部長那樣看中國。國內近年的有些說法我是不大認可的，比如很多媒體常常說“中國要融入國際主流文明社會”，言下之意是認為我們中國人應該把自己看成是野蠻人，要脫胎換骨想辦法去“融入西方主流社會”。1990年代以來因此常常有這樣的心態，認為中國正當性的根據不在于中國自己，而是在西方的認可。本來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但是中國人有時候經常為美國而辯論，爭得面紅耳赤。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想就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應該一切都站在美國一邊，如果美國打伊拉克，中國當然也應該跟上，總而言之最主要的目的是一切希望讓西方高興，得罪不起，尤其是美國。

　　但是我想最近幾年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就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知道，很多東西中國人是沒有辦法滿足西方的，沒有辦法老讓西方高興的，除非你自己不要活。例如突然之間，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談中國人民幣的問題。人民幣該不該貶值我不懂，但是我想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該由中國人自己決定。又如，本來大家都參加WTO了，都自由貿易了嘛，可是你看美國、歐洲都可以通過他們國家的立法來限制中國的紡織品，我們對比一下中國，中國很規矩，加入WTO以后，我們就一直宣傳，WTO了，我們要做好準備，意思就是要你做好準備被淘汰。人家就可以立法規定你中國的紡織品限制有多少，我們中國人卻似乎相信我們加入WTO，那么我們就歸WTO管了，其他什么都不可以做了。天下只有中國人天真地相信國際組織比中國政府大，但任何美國人都知道他們的美國政府高于任何國際組織。美國什么時候把國際法國際組織放在眼里過？

　　西方有兩種人，一種比較看好中國，比如說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到多少，2030年中國經濟可能僅次于美國，等等；還有一種是崩潰說，按照西方很多理論出發，中國一定會崩潰，這么多的問題，比如基尼系數早就超過警戒線，現在又有能源的危機等等。但西方人對我們惡意還是善意，我從來不大在意，善意惡意并不那么重要，只看他判斷的根據在哪里。現在問題的復雜性是在于，所有關于中國的談論幾乎都有一定的根據。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騰飛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中國人自己就很懂中國，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一定懂中國呢？我想不是。至少我是不懂，我是真的不懂。部分的原因和我的專業有關，我的專業是研究西方的，以前在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就讀，在美國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我在美國很怕別人問我中國的問題，因為我真的不懂。我一點都不是謙虛，我覺得我懂一點西方，但是很不懂中國。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實際上中國很難懂。我會提倡大家放謙虛一點，不要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就懂中國，我們誠然知道中國很多很多事情，但正如老黑格爾說過，“熟知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所以就不是真正了解的了”。為什么？因為這些東西你自以為熟悉，你就以為知道，就不再去追問一個“為什么”，而其實你并不知道這個為什么。關于中國，可以提出很多問題，未必在座的人能回答出來。

　　例如中國改革開放25年來，經濟成就絕對非凡，為什么中國這么成功，我沒有看到過很滿意的答案。

　　從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整個西方學術界沒有人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原因很簡單，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成功，中國又怎么可能成功呢？特別是蘇聯，工業化、現代化、教育的程度比中國高得多，農村人口也比中國少得多，各方面的生活水準都比中國高得多。比方說西方學界發現，到1978年前后，中國所有的廠長和經理的平均教育水準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畢業，11年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畢業要12年，而蘇聯當時的經理廠長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學畢業。那時比較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生活水準就更不用講了。我剛到美國時有一個朋友是南斯拉夫人，那時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都宣布獨立了，國家已經是戰火連天，炮彈到處打。他是塞爾維亞人，到中國去呆了三四個月以后回來和我說，你們中國現在是從下往上走，我們南斯拉夫是從上往下掉，但中國和南斯拉夫還差那么多。你可以想象他們那種優越感自豪感。1980年代時中國人一般家里都沒有電話，更不要說汽車了，但是蘇聯、東歐那時候電器汽車早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了。按照常理來說，所有的西方國家都認為，既然同樣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國怎么可能改得下去？這個看法是很自然的。西方一般都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像中國這樣成功，以后的瓦解就不會發生，是因為改革不下去，才會有這樣的全面崩潰和全面瓦解。

　　我們都知道中國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但整個1980年代，經濟改革并不是中國知識界的話題和關心，當時大家談論的都是思想和文化的問題，亦即1980年代的所謂“文化熱”。我們現在都知道，1980年代整個中國經濟每年遞增10%，但是在1980年代我們住在中國自己沒有感覺，我們不知道，也沒有這個意識。我想絕對不是我個人，我想所有1980年代活躍過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意識到當時中國經濟已經起飛。所謂中國經濟起飛首先是西方說的，美國是1992年第一次報道，大概是9月份《紐約時報》頭版頭條，一整版說中國經濟起飛了，根據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有一張很大的照片。我們看了都大吃一驚。因為在這個之前，所有的談論都是說中國哪一天垮臺。1992年突然提出來，而且西方學者說不但整個1980年代中國經濟每年近10%的增長，而且中國經濟從1949年到改革前也一直都在高速增長，只不過那時的錢都用去再投資了，沒分給老百姓。所有這些初聽時都讓人大吃一驚，因為我們住在中國的中國人好像還不如西方人了解中國。

　　(未完待續，本文同時刊于第6期《書城》雜志。作者系香港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文章根據作者 5月12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共識”論壇第四講的演講錄音整理，經作者審定。蘇延芳錄音整理。文中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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