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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85%以上人口的國家正先后步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其步履必然會遇到資源短缺的嚴重制約。可以斷言，我國工業化進程成功的唯一指望是提高資源生產率。
特約撰稿／朱榮林
我國經濟幾經波折，幾度憂患，走上了持續、穩定、高速增長之路，世人矚目，也令
國人振奮。感奮之余，我們必須冷靜地評估這種增長模式及其內在質量。
思考之一是勤儉建國之策是否已經過時？年輕的一代似乎已將“勤儉”二字視作歷史詞匯，認定“超前消費”、“負債消費”的時代已經叩響神州大門。國人應當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是一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在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雙重推動之下成為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大國，但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我國的人均財富總量，據專家評估只及日本的1／60，是美國的3%。思考之二是外貿出口的目標指向是為創匯，還是創利？我國出口增長之快早已驚動四鄰，在承受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同時，反傾銷訴訟案件與日俱增，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我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調查的案子。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正在不斷地向價值鏈的上游攀升，出口中已有50%屬于加工貿易，不僅不利于我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且其資本積累率極其低微，而其中3／4又是外資企業的功勞。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之下每一筆外貿生意均會發生虧損。思考之三是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沉重債務鏈如何清理？有專家提出忠告：在評估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時要牢記兩句話，即“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和“樂極生悲”。暗喻全球經濟大蕭條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的鼎盛時期。這種忠告的背景，源自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高昂代價，巨額的國內外債務鏈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短缺。
循環經濟是21世紀全球經濟運行的主旋律。認知循環經濟應把握三個要點：一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前提。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不是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概念，它還包含了資源。要保持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使這種“資本”在代際之間均衡配置，不可透支、不可超支。二是資源配置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同一要素和商品在全球不同的區位具有不同的價位，這就形成了比較優勢。跨國公司之所以創造出占世界1／4左右的產出，其基本方略是依據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套利”，套利的過程是分散和重組生產流程的過程，它降低了資源配置成本，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循環經濟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是資源生產率，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配置資源是提高資源生產率的重要途徑。三是人類需求的無限性必須理智地服從資源的稀缺性。市場經濟模式和手段周旋于需求無限性與資源稀缺性之間，旨在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向資源稀缺性“宣戰”，其結果必然導致“地球村”生存的危機四伏。
發達國家先后憑藉其軍事優勢、外交優勢和資源配置手段的優勢，使其不足全球15%的人口，耗用了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礦產資源，從而走完了工業化的歷程。與之相對應，另有85%以上人口的國家正先后步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其步履必然會遇到資源短缺的嚴重制約。可以斷言，我國工業化進程成功的唯一指望是提高資源生產率。上海資源結構特征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循環經濟發展是其工業化進程的必然選擇。其對策管理主要是：一是提高再生性資源配置比重。其中尤應以人力資源配置和新能源配置為重點，前者的手段是強化國民教育，后者的手段主要是充分利用上海地處長江口季風資源豐富的優勢，大力提高風力資源配置比重，盡快優化能源結構；二是提高上海工業效能水平。我國工業效能水平在亞洲15個國家排序中位列第14，僅優于孟加拉國。上海是我國乃至全球制造業的中心之一，其效水平將深刻決定其工業化的命運和前途。為此，必須繼續強化節能的規制建設，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盡量縮小進出口產品單位能耗的差額，以防能耗的國際性轉移。同時，要加強落地項目的產業評估，嚴格土地指標的使用程度；三是要延伸制造業的價值鏈，提高資源生產率。上海作為全球制造業重要的轉移指向地，只有延伸其價值鏈，才能集約地利用要素資源，并促進“兩個行動綱領”的有效實施，因為制造業價值鏈延伸的領域正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中介服務、售后服務和銷售服務等；四是加大產業組織創新力度，加快“三集中”步伐。要克服上海產業組織生產能力分散、規模效應不明顯、市場占有份額不大等弊病，加快組織創新，強化產業集群，發揮園區作用，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產出率；五是加強資源價格政策與資源保護政策的對應關系。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的低價格政策與保護政策相背離，導致資源粗放利用，又延緩了產業水平的升級，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六是加快城市發展模式轉換，以適應循環經濟發展之需。只有加快上海城市功能的轉換、主導產業的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和政府職能的轉換，才能有效地發展循環經濟。(作者為上海市科協常委、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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