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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聯合國不具有功能理性，那么它充其量只滿足了其成員國的一種道德感
本報評論員 祝乃娟
6月8日，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四國聯盟向聯合國提交了有關安理會擴大的新框架性決議草案，繼續要求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稱新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問題可以等到安
理會擴大完成的15年后再解決。新決議草案仍堅持其原來提出安理會“增常”方案，即要求增設6個常任理事國席位和4個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
聯合國這個世界范圍的治理機構，自安南于3月21日提交的題為《大自由：為人人共享安全、發展和人權而奮斗》的聯合國改革報告后，便開始了其尋覓改革之路的漫漫征途。
聯合國改革的緊迫性絕對不是被夸大的。各國在經濟層面的相互依賴顯得生機勃勃，而且，經濟上的靠近促使了各國對于國際治理層面制度推進的迫切需求。如果說經濟學家在研究市場機制和經濟行為并得出一系列經濟模型和理論時，剔除了權力的因素，那么，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剔除是不現實的，因為很難想象，各國自身的經濟訴求在世界范圍內不會與他國引發沖突。在這里，權力絕對是個自變量，各國權力的客觀存在勢必需要國際機制的有效協調。
帶著這一切來自經濟層面的最為樸素的對推進全球治理的需求，人們將眼光聚焦在了聯合國及安理會等一系列改革之中。
在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當中，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堪稱經典。現實主義強調國際之間的沖突，認為合作是有限的(卡普蘭，華爾茲)；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國際合作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國家之間可以造就一種從根本上就趨于合作的國際政治文化(亞歷山大·溫特)。聯合國便是這樣一個復合的母體——是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其中，各國利益層面的沖突與理念層面的合作同在。
從二戰后聯合國成立，各成員國都開始了這樣一個漫長而富有挑戰性的建構過程，人們期待這種建構能為國際社會帶來福祉，能夠建構出一種和平取向的文化。但是，在此建構過程中，各國的動機和策略是遵循現實主義的，每一項制度和規則的出臺，幾乎都是凝結了各方力量相互較量的智慧結晶。安理會改革亦是如此，四國提案，可以看作這四國對于國際合作機制和國際治理機構改革的積極參與，他們要通過提案的通過獲取更多的建構國際合作機制的權力和資源。然而，他們的動機也是明確無疑，那就是現實主義的利益考慮。
那么，聯合國改革在這種現實主義(單個國家利益取向)與建構主義(合作的觀念)的交鋒中該如何進行？根據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概念，一項理性化的制度，是功能理性(制度的約束)，而非行為理性(單個國家)。那么，這個理論框架為我們看待聯合國改革提供了有益角度，安理會改革不啻為聯合國改革的重頭戲，此次四國提案，如果僅僅是因為這四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同意其“入常”，那么，就會以偏概全，因為它并沒有考慮聯合國這個機構及安理會這個決策機制的功能理性(有效性)，而只是服從了四國從本身利益出發的行為理性。
聯合國作為一種國際協調和治理機制，必須是有效的。如果聯合國及安理會不具有功能理性，那么它充其量只滿足了其成員國上繳聯合國會費的一種道德感，而失去其應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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