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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6月8日電 (記者 張旭) 最近，許多北京人都在議論一張“萬元罰單”的事。安徽來京務工人員杜寶良在北京真武廟路同一地點違反禁行標志105次，均被“電子眼”拍攝并記錄在案，須交罰款10500元，交通違章記分210分。廣大市民對此議論紛紛，對同一人在同一地點反復違章，交通管理部門卻沒有出來及時提醒、教育，只是一味罰款，感到不滿。
的確，交通管理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個人利益密切相關。這件事反映出北京現行交通執法制度的缺陷，其產生的社會影響，也不僅僅局限于杜寶良和他的家人，如何迅速、有效地改進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已關乎構建和諧社會的要義。
在此問題上，有人也許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杜寶良百次違章，是他個人素質低、不遵守交規造成的，與執法部門何干？
事實上，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城市人口結構日趨復雜，人們所受教育程度、個人素質千差萬別。使用電子觸摸屏、上網、聲訊電話和手機短信查詢違章記錄，這些電子化服務手段，對于一般城市居民而言，不論是操作使用還是經濟承受能力，都已是“小兒科”的事情，而對于“杜寶良們”，卻可能是一道很高的“門檻”。政府管理部門、尤其是具有執法權力的部門，絕不能“就高不就低”，以部分管理對象素質低為由而甩掉應擔負的社會責任。個人素質的高低，既有個人自身努力的因素，更有社會的原因。政府管理部門在行使公共權力的同時，應擔當社會教化的職責。
“杜寶良事件”，反映出日益嚴重的城市交通管理問題。有專家指出，道路交通管理是由路、車、人組成的系統工程，必須研究城市化理論、城市規劃與管理、城市人口結構、城市交通結構、地域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城市社會心理等等，在城市交通管理、直至城市管理中，人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應該承認，我們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廣大人民群眾的綜合素質還沒有達到一個較高的、較為統一的水準，政府行政管理具有的難度超過了一些政府官員的想象。也就是說，在實施管理的過程中，會不斷出現新矛盾、新問題。正是這樣，我們的各級政府部門也才真正認識到，行政不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管理，一種服務，政府官員和執法人員應該學習“怎樣對待權力”，以及如何進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務水平，真正落實“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扎實工作，不懈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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