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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國
據6月6日新華網報道，我國目前已命名47個環保模范城市和3個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區。從名單上看，它們大部分屬于工業城市、省會城市或處在直轄市的行政區。據同日《京華時報》報道，環保總局日前披露了66個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為零、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為零、危險廢物集中處理率為零的城市。從名單上看，它們大部分都是經濟不發達的省轄邊
遠小城市。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現象。在同一個國家，其大城市一般都處在水源的下游，人口多、生活垃圾多；工業城市廢水廢氣廢物多，兩者本應是最易污染、污染最重且最難治理的地方，可它們卻成了環保模范城區；而偏遠的省轄小城市，大都是距大山、荒原、河流源頭等自然環境較近的地方，人口少、生活垃圾少；因企業不多，本應是最不易污染、最易治理、環境更好的地方，可偏偏成了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說這奇怪，是從道理上來說的，但放在城鄉二元體制這個大環境里一想，就又覺得“本應如此”了。我國的環保事業和教育事業何其相似———重視的順序是自上而下，投資的傾向是先大城市后小城市，最后是農村。已經搞得好的地方，年年增加投資讓它好上加好；搞得不好的地方，就讓它們自己想辦法解決。既然我們已將這樣的教育現狀稱作教育不公，那么，筆者有理由將同樣的環保狀況稱之為“環境不公”。
也許有人會說，小城市上馬的都是被大城市或發達城市淘汰的污染項目。這是現實。可我們想沒想過，誰給小城市撥款上無污染的高科技項目？說到底，這完全是目前“環境不公”的現實造成的。為何會有“環境不公”？原因可能是城市的居民們居住集中，因收入高、文化程度高而對居住環境質量有更高要求，與小城市或農民們相比，他們更有機會集中、強烈地表達意見，更能主動和有效地對決策者形成壓力，等等。
但我們不能聽之任之。在環境污染問題上，與教育、衛生等許多社會問題一樣，任何城市都不可能置身其外、獨善其身。從眾多小城市排出的廢水、廢氣和廢物，都會慢慢向其他城市擴散，最后形成小城市或農村污染源包圍“環保模范城市”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如果污染源誘發傳染病，其病毒不會在原地自生自滅，隨著交通工具的發達、人口流動幅度的增大，病毒必將隨著空氣及所有流動的載體向城市傳播。在它面前，環保模范城市內所謂的戶口壁壘、暫住證明、宅區大門、垃圾處理系統、口罩、消毒液等等，都將不堪一擊！在這方面，非典給我們上了最生動、難忘的一課。
新華網上述消息中也提到，國家環保總局已經覺察到“污染日益邊緣化”這個新問題，并提出“統籌城鄉環境保護”的治污新思路。筆者覺得，這表明我國已經在正視“環境不公”和促進“環境公平”上邁出了觀念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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