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中美匯率癥結 新一輪金融外交能否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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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政治化”，是解決目前中美兩國匯率癥結的前提。新任美國人民幣特使韋辛頓，有可能通過與中國金融政策決策者及經濟部門官員展開“建設性對話”，將兩國關于人民幣升值還原為一個比較專業的國際經濟問題

　　5月19日，美國財政部任命56歲的奧林·韋辛頓(Olin Wethington)為中國特使，督促中國進行匯率改革。

　　此時，美國正積極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國政府也決定對中國紡織品進口實施配額。有評論說，種種跡象表明，中國重新成為美國外交爭議的中心。

　　議員的激情

　　在美國，表面上是行政部門，比如財政部、貿易談判代表、商務部出面制定對華經濟貿易政策。但背后的推動力，尤其是那些具有貿易保護主義性質的政策的推動者，通常是國會議員們。

　　美國的行政官員、專家，多少還懂得自由貿易，也知道金融外交、貿易外交的界限。但國會議員們只關心選舉他們的選民，或者更具體地說，關心那些具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的利益。去年，美方統計的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1619.7億美元，2005年看來還會打破這個紀錄。美國國內制造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以及工會，對此極為驚恐。企業家擔心自己的工廠會被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給擠垮，工人則擔心因此而失業。美國制造業者聲稱，中國的固定匯率制，造成美國創紀錄的貿易逆差，并在過去3年內損失了110萬個制造業工作機會。

　　利益集團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迅速傳染到國會議員身上，并被熱衷于取媚選民的議員們放大。

　　4月21日，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前往美國參議院就財政預算作證時，就遭到了議員們的炮轟：“中國希望我們像海綿一樣吸納他們生產的所有的飾品、褲子、襯衫和鞋子等等，甚至也包括高科技產品，卻不愿向我們開放市場。”北達科他州民主黨參議員拜倫·多根(Byron Dorgan)這樣質問斯諾，“而我們只是坐視這一切發生。說我們對這一切熟視無睹、甚至敢怒不敢言，這是胡扯；我們再也不能忍受這一切了。”

　　可以說，大多數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總是發端于國會。而國會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對行政部門施加影響。比如，國會可以召開聽證會，召集行政官員出席。比如，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召開聽證會，該委員會主席薛爾畢就批評行政部門說，“政府未能讓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導致美國喪失就業機會。”

　　國會也可以通過立法手段。4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一份提案，要求中國政府在180天內允許人民幣升值，否則將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征高達27.5%的關稅懲罰。

　　喧囂之后

　　對于國會的情緒，美國聯邦政府行政部門不能不予重視。對于拜倫·多根的質問，斯諾只好回答說：“參議員先生，我對這種狀況并不感到滿意，”斯諾回答稱，“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解決。”

　　有報道說，美國政府正在重新審定中國政策。美國新任貿易代表羅伯·波特曼(Rob Portman)正在將市場準入作為重新審定對華經濟政策的焦點。其他重新審定的問題包括：美國是否應采取更激進的制裁措施(如反傾銷法等)來控制中國的貿易行為。在白宮內部，官員們正在討論，是否將這種做法推廣到美國財政部和美國商務部。

　　可以說，任命韋辛頓也是行政部門對來自國會的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

　　但通常情況下，行政部門在對外關系問題上會比國會溫和而理性。當初，美國制憲者建立以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其目的就是為了制約國會，限制國會議員們一時心血來潮地立法，過濾那些民意代表可能出現的狂熱。

　　目前就能看到這一點。盡管國會議員們態度很強硬，但斯諾對議員們則采取行政官員特有的態度。5月17日，美國財政部發表中國外匯政策報告，盡管也敦促中國改變固定匯率制度，但并沒有按照議員們的要求，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也沒有啟動可能導致直接報復的進程。斯諾強調的是與中國進行“加強建設性對話”。而任命韋辛頓有助于搭建一個對話平臺。實際上為中國更為充分地籌備匯率改革，留出了一些時間。

　　而布什總統此前也兩度否決美國國會的匯率報復提案。

　　至于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更直接反駁了國會議員錯誤的經濟學推理，他指出，“如果人民幣按照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樣升值了，那么，美國的消費者將為購買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仍然降不下來。最終我們將發現，我們將會從其他地方進口，而且進口的商品是一樣的，唯一的區別是，美國國內商品價格將會上漲。”

　　國會議員們其實并不懂深奧的匯率問題，他們只關心的是國內的就業問題。格林斯潘的專業意見則是：人民幣升值無助于美國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

　　經濟摩擦“去政治化”

　　當然，政治的邏輯不同于經濟邏輯。

　　美國方面，在國會壓力下，斯諾也對中國發出了威脅，“中國必須執行必要的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匯率體制改革。采納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外匯政策，已到了極為關鍵的時刻。”斯諾說，若中國不放棄緊盯美元的匯率政策，美國勢將對其進行嚴厲制裁。

　　中國方面向也以政治化的方式予以回應，宣布匯率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中國金融主權的有機組成部分。有趣的是，這一金融主權所確定的現行匯率機制，卻基本上就是釘住美元的政策。人民幣匯率跟著美元匯率走，美元匯率基本上是由美國經濟狀況決定的，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大體上取決于美國經濟狀況，而不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經濟的變化。

　　“去政治化”是解決目前中美兩國匯率癥結的前提。韋辛頓有可能通過與中國金融政策決策者及經濟部門官員展開“建設性對話”，將其還原為一個比較專業的國際經濟問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找到一個雙方都體面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中國已經采取了一些迂回調整匯率的措施，即取消或降低部分行業出口退稅稅率。這相當于人民幣在相關行業升值，可能有助于減少對美貿易順差，從而減少國會議員對中國匯率問題的“興趣”。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所說，一方面，“中國作為大國來講，改革主要是出于內部的動力和壓力，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內部行程和需要來設計的”。但同時，“外部有壓力，也不是壞事，說明改革應該走得快一些，否則這個矛盾有可能得到積累。”

　　去年10月初，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首度出席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盡管不是非正式成員，但畢竟表明中國在參與制度化協調機制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

　　人民幣匯率調整是一個關系到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格局的重大經濟決策，它當然牽一發而動全身。但是，它不應當被當作國家之間的政治對抗來對待。

　　人民幣特使韋辛頓

　　韋辛頓律師出身，1990～1991年曾擔任白宮經濟政策委員會的執行秘書。1991～1992年期間，韋辛頓在美國財政部國際事務部門擔任要職，他領導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金融改革，尤其是在亞洲，他是美日兩國就美元與日元匯率展開談判的關鍵人物。他還主持過美國和韓國的金融服務談判。韋辛頓還憑借其口才周旋于各種國際金融機構的談判席上。最近兩年，他則代表美國財政部負責伊拉克的經濟重建及外債減免工作。

　　韋辛頓與中國也有一定淵源。大學期間，他曾學習過中國歷史和漢語。他在私人機構就職期間，也因為國際金融和貿易方面的問題，與中國方面有過接觸。他也曾經參與美國政府針對中國匯率問題的討論。

　　韋辛頓很看重自己的新工作，“中國執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對于布什政府來說是頭等大事之一”。根據美國財政部的安排，韋辛頓的主要任務是與中國經濟官員開展財政外交，闡明布什政府對中國匯率改革的嚴肅態度，敦促中國實行改革。韋辛頓說，“這一改革將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同時也有益于全球經濟。” 當然，也合乎美國的利益。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秋風(本刊記者馮亦斐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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