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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利宏
短短兩周之內，中國政府在這場空前的紡織品國際貿易爭端中，完成了一次徹底的“防守反擊”。
中國紡織企業完全明白，在這場博弈中，中國政府已極大限度地保護了他們的利益，
并在努力重構中國紡織品的自由貿易體系。
但理性的紡織企業并未對此“歡呼雀躍”。因為他們現在最為關心的不是出口關稅，或者歐美特保設限新動作，而是從長期來看，應當如何化解這種因貿易爭端引發政策連續變動，給紡織業帶來的發展“不確定性”。
根據國信證券的最新研究，如果此次74種產品關稅提高，對于平均利潤率不到3%的紡織業來說，關稅上調新增的成本幅度將為3.2%，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全行業虧損”。顯然，這樣的局面誰都不愿看到，因為單從就業和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紡織產業的直接就業人數接近2000萬，而間接影響到的就業人口已經過億。
在比較有影響的“加征出口稅”支持者中，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和斯蒂格利茨最有代表性。他們曾在英國《金融時報》聯合撰文，提出“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征收出口稅的替代手段代替匯率改革”，稱“征收出口稅不僅不會給中國居民和機構持有的美元資產帶來損失，還可以給中國政府帶來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征收5%的出口稅相當于使人民幣匯率上浮約15%至25%，相當于每年新增財政收入300億至420億美元。”但這樣設計良好的征稅政策，不僅將直接降低紡織業利潤以至于造成“全行業虧損”，更會給紡織企業帶來相當黯淡的經濟預期。
理性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總是建立在對未來的良好預期之上，由此也帶動了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正因為如此，盡管美國多年來難以擺脫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局面，但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對于未來大多有良好預期，因此國民低儲蓄率、高舉債消費可以支撐美國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奇跡。
一些試圖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拉美國家，也正是因為缺乏政策的連續一致性，才使得國外資本望而卻步，國內也因此形成了只考慮眼前利益的“尋租”市場。今天中國紡織產業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調整長期投資行為而不是“短期出貨”，并以此來規避產業政策調整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
其實，這場 “特保”風暴的始作俑者，正是勢力強大的美國紡織品制造商協會ATMI、美國制造貿易行動聯盟AMTAC以及美國纖維制造商協會AFMA等民間組織，他們多次堅持向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CITA)提起申述，才使得美國對中國紡織設限成為事實。但相比歐美成熟運作的行業協會，我國有關部門的相關職能遠未發揮。作為政府功能的延伸，行業協會、商會以及相關政府機構，如何真正建立起可以指導整個行業的貿易“預警機制”，防患于未然，才是消除“不確定性風險”、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惟一可行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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