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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在中央電視臺《決策者說》節目做嘉賓時，強烈批評了“看病貴”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仿佛是替他的批評做注腳，5月22日，成都市一位年逾七旬的周婆婆，在生病后因為怕花錢太多拖累子女，竟然上吊自殺(見5月23日《華西都市報》)。周婆婆的悲劇雖然只能說是一例比較極端的個案，但還是深刻地反映了目前居
高不下的醫療費用給弱勢群體造成的巨大的現實和心理壓力。
那么，“看病貴”為什么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呢？韓啟德指出，以前政府給醫院補貼，但是后來這項措施取消了。為了彌補醫院的成本，國家給了一個政策，就是藥品可以加價15%，作為醫院的收入。由于看病屬于典型的信息不對稱，所以就給某些開大處方的不合理現象提供了生存空間。而從醫院來說，也就出現了“以藥養醫”的現象，全國大型醫院收入構成中藥品收入一度占到了60%。這是造成藥價虛高，導致“看病貴”問題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韓啟德的分析，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那么，當時為什么會依循這樣的路徑進行改革呢？在我看來，其背后支配性的理念就是對市場的迷信。這里的邏輯是這樣的：只要醫療服務的價格上漲，就會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醫療市場。而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醫療價格的下降，一直降到一個醫院和患者都能夠接受的水平為止。這時候，就實現了經濟學家們掛在嘴邊上的“均衡”。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無論市場的需求多么強勁，醫療價格昂貴的狀況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很難得到緩解。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太大，培養醫生和籌建醫院的周期很長，以至于醫療服務相對于需求而言將始終是稀缺的，而且也是因為醫療技術的進步——昂貴的醫療器械和藥品的專利費用等也會造成醫療價格的上漲，以至于大部分的需求都不具備支付能力。“第三次全國衛生調查”的結果也證實上述判斷是基本符合實際情況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平均每次門診費用在2003年達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長了57.5%；而每次住院費用達到了3910.7元，上漲了76.1%，都遠遠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指望市場調節來自動解決這個問題，那其實是南轅北轍。在足夠遠的將來也許會解決，但我們能不能健康地活到那個時候，就很難說了。
這種狀況，對富人來說，當然不算什么，但對窮人來說，就只能采取或者“小病拖著，大病等死”，或者傾家蕩產，或者像周婆婆這樣“自行了斷”等方式來解決了。這顯然是無助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的。所以在我看來，要根本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只有斷然打破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的迷信，通過政府強有力的介入，為每個公民都提供一個基本的醫療保障，使之享有免于“因病致貧”、“因病自殺”的自由。這樣做雖然不符合完美的市場教條，卻更符合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觀，所以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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