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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銘生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中國成立能源辦以及中石油前掌門人馬富才能否“東山再起”的話題，一直引起人們的關注。有消息稱，他已在某部門“復出”了。
我絲毫不懷疑馬富才的人品與工作能力，他在擔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期
間，公司超額完成生產任務，集團員工對他的評價是：低調、務實、做事一貫認真；對于他的引咎辭職，公司的員工用“可惜”來形容馬富才的去職。但是2003年發生的“12·23”開縣井噴特大事故，造成243人死亡，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而受害村民說得也對：“總該有人對此負責。”因此，作為總經理的馬富才難辭其咎，主動請辭是理性的選擇。但是，馬富才引咎辭職剛滿一年，假如他真的復出，出任高官，筆者認為這是對公眾的愚弄，是對引咎辭職制度的挑戰。
以往，由于“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干部“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一直是“官場”的潛規則。我們經常耳聞目睹一種社會現實，即有些干部在工作上出現重大失誤后，上級主管部門對其“處理”結果是停職檢查或撤職，但不久之后，那些被“處理”了的干部往往是平級調動或者異地做官，像這樣的例子司空見慣。當時馬富才引咎辭職后，社會猜測也是多多，今天果然應驗。馬富才終于沒有走出“官場”潛規則那個怪圈：引咎辭職是假，迫于壓力逃避問責風頭，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是真！但是，馬富才引咎辭職才一年，就不再承擔開縣“12·23”井噴特大事故之“咎”了嗎？那么，誰該為那死去的243人擔責？
再者，馬富才的復出，也是對引咎辭職制度的挑戰。2004年4月，馬富才的辭職，首開引咎辭職“先河”，在我國引發了引咎辭職“風暴”，隨后，對密云踩踏、吉林火災等特大安全事故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官員相繼引咎辭職。可以說，引咎辭職制度折射出官員責任追究制度正取得突破性進展，體現了政治文明的一個進步，表明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從嚴治政、依法行政，強化責任追究，正逐步走向規范化、制度化。目前，隨著依法行政的推行，引咎辭職的范圍逐步延伸，不僅對負有安全過失責任的官員進行問責及引咎辭職，對官員在其他領域的責任追究如管理不善、政績平平、用人失察、決策失誤等也應納入引咎辭職范疇。可以說，引咎辭職制度將成為我國行政機關中的常態和慣例，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法律化。不久以前，中共中央已經批準實施《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其中對“因公辭職”、“自愿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做出了嚴格規范。新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也對引咎辭職制度做出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而首開引咎辭職“先河”的馬富才這次“卷土重來”，在引咎辭職剛滿一年后重新出任高官，這恰恰是對引咎辭職制度的踐踏與挑戰，是對法律權威的否定。他的復出，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為其他引咎辭職者的復出提供了“范例”，起到了“榜樣”作用。
馬富才復出，易；但重塑公信力，難！馬富才復出，事小，但破壞引咎辭職制度，事大！他的復出，不是關系個人政治前途的小問題，而是關乎政治是否文明進步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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