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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勞動力低廉”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優勢之一，但廉價程度有無底線？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區務工者收入的調查資料時發表感慨，該地區民工的月均工資“只夠一天吃四碗炸醬面！”
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我國一向被視作各地區廠商生產工廠地區轉移戰略的主要目的地，而且長期以來，低成本一直是我國許多地方招商引資的法寶，不少企業為了最大限度地謀求利潤，以犧牲員工的合法權益為代價，拼命壓低成本，其中壓低工人工資是最簡單、也是最奏效的方法。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成為中國制造低價的主要支撐。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呼吁：一些地方和企業長期以來都將“廉價勞動力”作為企業發展和地方招商引資的法寶，這種觀念必須轉變了。
當面對廉價程度有無底線的疑問時，我們不得不思考“勞動力低廉”這種優勢還能否持續下去？當面對民工的月均工資“只夠一天吃四碗炸醬面！”時，我們是否還為這種一直以來的優勢自豪呢？毫無疑問，這種反思是社會進步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折射。
事實上，“只夠一天吃四碗炸醬面！”現象的出現是民工群體以喪失自己的社會福利甚至以犧牲自己的尊嚴為代價的。要知道，社會發展的目的在于不斷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需求，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尊嚴，不斷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一個只是由少數人受益的社會不是一個公正的、健康的社會，一個貧富分化過于懸殊的社會必定是一個病態的、畸形化的社會。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既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標志，也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需要。當一個社會不具備必要的經濟條件，這時如果強調人人共享的事情，那就說明這個社會出現了過于理想化甚至是幻覺化的問題。相反，如果一個社會具備了或部分具備了必要的條件，并且有著這一方面的要求，這時，卻不將共享問題予以實現，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的運行機制出現了問題。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筆者以為，對“廉價勞動力”是否有限度的反思也是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理念的折射。
進一步來看，社會及其每一個成員對于處在弱勢地位的社會成員都有責任和義務予以必要的幫助，尤其是對于改革與發展過程中代價過大一方的社會成員應當予以相應的補償，使之不僅能夠保證其人的尊嚴，而且能夠共享由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益處。這有助于減少社會成員、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增強人們對社會的普遍認同，進而提升社會的相互合作與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大社會的整合性。一個沒有群體差別或者是群體差別過小的社會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然而一個強勢群體同弱勢群體界限過于分明、兩者嚴重對峙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正如新聞中說，從財富的收入差距來看，全國城鄉居民平均差距比是3．2∶1，而高收入與低收入的平均差距比已由2002年的5．1∶1擴大到了2004年的5．3∶1。農民工和城市下崗失業等社會低層群體的生存狀況令人憂慮……。面對如此現實，“鍋里有了碗里才有”的“溢出效應”和“下滴效應”成立嗎？這更像是“國富民弱”和虛假繁榮。與精英們“鍋里有了碗里才有”財富觀正相反，樸實的百姓倒是更加清醒地認為“小河有水大河才滿”的“聚集效應”理論，就是合理的貧富差距，并不是非理性的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事實上，這就是共享社會財富。
反思“廉價勞動力”的限度是種進步，也是真正的以人為本，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但反思僅僅是起點，而非終點，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和現實中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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