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華利器僅存貿易大棒

　　中國漸成世界強國幾乎已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成了美國決策者考量對華政策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

　　□ 寒石

　　國際經濟與貿易的自由化，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以比較優勢論為里、以國家利益為表 ，卻遠遠達不成共識的烏托邦。

　　在美國對中國的7類紡織品設立進口限制以及中國對紡織品出口的大幅加稅后，紡織品配額取消給后者帶來的“短暫歡娛”嘎然而止。

　　盡管格林斯潘在紐約經濟俱樂部說，要求中國“改變貿易做法”，對于美國經濟和失業率的緩解“于事無補”，“因為消費者可能就此轉向泰國和馬來西亞之類的國家，而不是從美國生產者那里購買產品”；一位自稱“略懂經濟學”的作者也在《紐約時報》向這位前薩克斯演奏者建言：“主席先生，你控制不了中國，放松些！”但是中美在貿易領域的摩擦，在匯率問題上的抵牾，加上歐洲似落非落的貿易大棒，已然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這樣的動向：在臺海局勢因連宋“登陸”而顯現緩和的遠景、軍事沖突因國際倫理的發展而受到鉗制、意識形態與人權問題因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變遷而漸趨淡化的情況下，經貿問題已經構成了歐美對待中國“和平崛起”的政策利器。

　　中美經貿問題的技術吊詭

　　美國國內正刮起一股類似于“中國軍事威脅論”的“紡織品中國威脅論”的數字旋風。據彭博資訊社報道，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之后，中國紡織品在2005年第一季度的出口增加了29%，某些種類的紡織品出口增長達到了1000%。但同樣有數據顯示，中國紡織品70%在國內市場銷售，出口僅占30%，而且國內市場的銷售增速超過了出口的增長。就像彭博資訊社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評論那樣，“中國經濟越來越是消費驅動型的，而不是投資驅動型的增長”。

　　在整個貿易領域，據美國官方的統計，美國去年創記錄的6170億美元的逆差中，對中國的逆差就達到了1620億美元，為美國對單國貿易逆差的最高記錄。但兩國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一個統計數字卻是，中國的順差只占美國全球逆差的8%。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在于，美國官方的統計包含了外國投資商在中國大陸生產，然后轉口到美國的貿易額。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框架之下，美國常常利用這種規則或技術上的差異以行貿易單邊主義之實，為本國利益服務。

　　美國國內的制度博弈

　　美國的生產制造商們向政府抱怨說，人民幣至少被低估了40%，他們因此受到了中國的匯率體制的“傷害”，“弱化的人民幣使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價格更低，但卻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售價更高”。位于華盛頓的游說團“全國紡織品組織協會”預測，“除非中國的出口產品受到限制，否則美國將流失65萬個工作機會”。

　　實際上，包括經貿政策在內的任何一項美國政策的制定，都會受到利益集團的左右和政黨政治的制約。《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社論指出，中國今年對美國紡織品出口的急劇上升，主要因素是全球紡織品配額的制度已經過期，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在市場杠桿的作用下涌入美國，美國政府沒有理由和必要保護國內垂死掙扎的紡織業。美國對中國紡織品的進口限制是屈從于美國國會，或者像美國《商業周刊》更為詳細的指出那樣，“迫于國會中的立法者、生產制造商及其利益集團”的壓力，而不得不做出一副強硬姿態。

　　制華的政策突圍

　　中國正在興起為世界強國幾乎已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成了美國決策者考量包括經貿政策在內的對華外交政策時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難題。

　　冷戰結束至1995年，美國的對華政策強調的是他們定義的人權和意識形態。然而中國社會自70年代后期開始的深刻變遷使美國人自己也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確實發生了趨于寬松和溫和的顯著變化。壓力過大無助于這里已然發生的變革。

　　1995年至“9·11”前，美國將臺灣問題、香港問題、中國軍事力量發展問題作為對華戰略的突出部分。但對于一個因歷史挫折感而具有極強民族自尊心的國家來說，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極易引起大眾對美國的極大反感，乃至反美主義的大流行。在這種情況下，不那么具有民族敏感性、但對遏制中國具有同樣有效性的經貿問題，被理所當然地推上了中美博弈場的前沿。

　　2005年5月會成中國未來幾年的一個轉折點嗎？一向孤傲而不識亞洲復雜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生態的《遠東經濟評論》認為，中國與美國的經貿爭端將成為中國最近12至18個月內的最大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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