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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本上都是鄉巴佬的世界，……既貧窮又不發達。”一位叫斯普拉的外國學者如此評價14世紀時歐洲與中國的差距，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放、技術上最先進、經濟上最強大的文明。《天工開物》一書全面記錄了中國當時的技術文明成就。
但是，為什么中國科技水平在17世紀之后不再領先于西方？這個問題伴隨著著名的“李約瑟之謎”在學界受到長久的關注，更時常讓國人心緒難平。
當“中國制造”馳名世界之時，對這一被稱為“歷史問題”的歷史問題的追問，一直在繼續。如何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直面這一“歷史問題”的現代性、實現民族復興成為了國族當下的新使命。顯然，要完成這一使命，僅有“中國制造”層級是遠遠不夠，提倡“中國創造”的才是這一問題的終極愿景。
2005年正是中國創造元年，中國創造已成為國家戰略。在去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圍繞2020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集體學習時，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和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
強調創新是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思想的新演繹，其從國家戰略的高度表明了我們必須從主要依靠外來技術的模式中實現突圍，是中國改革思路的進一步升華。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亞洲經濟的飛速發展依靠的是汗水而非靈感。眼下，這種依靠汗水的經濟發展正在遭遇各種挑戰，“中國制造”到了必需轉型的時刻。
從對外貿易來看，我國已經連續9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巨大。作為外貿依存度超過60%的世界第三貿易大國，低回報的出口加工業也給我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帶來了很多結構性問題，比如稅制改革和匯率改革困難重重，內需不足、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等等。
更重要的是，自有技術和品牌的缺乏嚴重制約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偏低的利潤率使得企業對未來研發的投入不足，進一步制約了企業未來的競爭力。
此時，尤其需要明辨中國制造與中國創造之間的微妙關系。根據發展經濟學原理，人地比例較高的發展中經濟，在發展之初應該側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和工業，然后再根據經濟中資本積累的速度，逐步轉移到資本密集型的技術和工業。
由此，人口眾多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選擇“中國制造”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中國改革的成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準備了資本和市場的基礎。但是，也只有實現了向“中國創造”的轉型，“中國制造”的價值才能得以充分體現，也才能找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歸宿。
創造需要產生創造的土壤。“丐大業文人棄擲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宋應星曾在《天工開物》的序言結語處發出如此無奈的感慨。經濟學家林毅夫對“李約瑟之謎”的解答也正是“中國的激勵結構使知識分子無心從事科學事業”。
在推進“中國創造”的關鍵時刻，《21世紀經濟報道》將與企業界和知識界攜手，以國際化的視角和完全市場化的運作，通過“中國創造”系列活動，對卓越創新活動進行嘉勉，激勵那些以創新促進商業經濟發展并提升中國產品競爭力的企業和個人，冀圖共同為睡獅覺醒后的再次跳躍做出自己的貢獻。
“窮天人之際”方能“通古今之變”。今世之強國如美、英、日等國的工業發展無不經歷過從粗到精，從弱到強的過程，其轉型秘訣均在于建立激勵科技創新的制度和社會氛圍。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工開物》作為當年中華科技文明的集大成者，卻在抑制創新的制度下離奇地作別中國達300年之久，在普遍惠澤西洋和東洋各國之后，才由學者在1920年代從日本引回。如此慘痛歷史，吾國吾民足戒。
天工開物，中國創造。《21世紀經濟報道》與此時代共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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