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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興華
美國一周之內兩次對中國的紡織品設限，歐盟也對中國的紡織品展開了“特保”調查。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征途上，似乎又遇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
這些所謂的“特保”調查，所謂的“設限”，當然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之處，首
先在于這些貿易保護措施所依據的統計數字是錯誤的。按照世貿組織的有關談判結果，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應該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內，逐步取消有關紡織品的進口配額管制。而事實上，相關國家和地區不僅在取消配額方面行動遲緩，一拖再拖，個別國家甚至等到最后一刻，才將配額的70%放開。這種違背世貿組織談判結果的做法，直接導致了配額完全取消之后紡織品貿易統計數字的失真。而根據這一失真數字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顯然都是不合理的。實際上，根據中國的統計，中國紡織品今年的出口量，絕不是“激增”，一些品種甚至有所下降。其次，這些措施有悖于自由貿易的準則。正像一位權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樣，發達國家“不能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就實行自由貿易，不利于自己的就實行貿易保護。”
中國紡織品協會的有關人士指出，這些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將會給中國帶來相當嚴重的后果，將會直接影響到
1000多萬人、間接影響到近一億人口的就業；所影響到的產品，大多是低出口附加值的產品。這就揭示出了事情本質的另外一個方面：中國真的需要如此大量地出口這些商品嗎？中國真的能夠負擔得起向世界提供如此大量的這類商品嗎？
紡織行業作為一個大的行業，并不是“天然”的低附加值行業。那些動輒天文數字般價格的高級時裝，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行業的附加值有多么大的潛力。只是這一產業到了中國，才變成了一個低附加值的產業。原因一是中國缺乏世界水平的設計能力，二是中國沒有自己的世界級的品牌。由于缺少了這兩樣東西，中國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紡織品，只能進行“貼牌”式的加工生產。這一類的生產，要消耗、占用大量的自然資源，例如用于棉花生產的土地資源等。以中國的土地資源狀況來看，中國顯然沒有足夠的承受能力。今年以來，國際、國內市場上，棉花價格都有了大幅度的上漲，這就進一步壓縮中國紡織行業的利潤空間。為了利潤，為了生存，紡織行業只好壓低勞動力的成本，與這一行業的就業者展開利益爭奪。這實際上已經表明，這種低附加值的行業，在中國已沒有多少繼續存在的價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臺了提高紡織品出口稅率的措施。這一措施與其看作是一種針對“設限”行為的應對措施，還不如看作是中國政府的一種促進紡織產業升級的措施：正是要借助于這一時機，通過稅收措施，限制低附加值的紡織品生產。類似地，中國調低粗鋼及焦炭出口退稅率，都有這一方面的考慮。這或許是一個痛苦的選擇，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透過目前一觸即發的紡織品貿易戰，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中國今后發展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規則的背后是實力。歐美一些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紡織品的這些措施固然缺乏客觀依據，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其加入的文本中，的確也規定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可以采取這些措施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于中國來說，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這一點大家早有共識。利大于弊并不等于說沒有弊，這里的“弊”，就是我們所必須承受的代價。紡織品出口的遭遇是如此，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談判同樣是如此。在世界貿易領域之內，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相對公平。這里，公平所相對的沒有其它，只有實力。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了首先是適應規則，然后是改變和制定規則。適應是前提，而改變和制定規則則需要實力的支撐。只有通過適應規則，發展自我，提高自身的實力，我們才能夠為自己爭取到更為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這一過程或許是痛苦的，但舍此別無它途。畢竟，發展是我們的第一要務。從這一角度來看待當前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或許我們能夠更加心平氣和，能夠得出更加理性的結論。
低附加值的紡織品出口縱然有種種弊端，但這一產業能夠吸納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卻是一個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正是中國發展所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難題。一般來說，高附加值產業能夠在占用較少資源的情況下，創造更多的財富，然而，高附加值產業通常吸納就業的能力不強；低附加值的產業雖然能夠吸納較多的勞動力就業，卻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創造不了多少財富。建設全面小康是我們追求的目標，而資源貧乏、就業壓力突出，同樣是我們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如何化解這一矛盾？貫徹科學的發展觀顯然是破解這一矛盾的關鍵。而如何貫徹科學的發展觀，則需要我們未來的創造性的實踐來提供答案。然而，無論如何，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在國際貿易領域展開競爭，我們是不可能到達勝利的彼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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