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出口稅為人民幣升值減壓 紡織行業付出代價

　　5月20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紡織品出口關稅進行調整。據公告明細清單顯示，在原本148項紡織品被征收的出口關稅基礎上，其中39項(74種)紡織品稅率被調高，3項被調低，2項停止征收出口稅，其它維持不變。平均加稅幅度高達四倍。

　　分析人士表示，調整紡織品出口關稅將使中國出口增長放慢，進而使經常項目盈余下降，起到為匯率升值減壓、也為中央財政負擔減壓的作用。

　　分析師同時指出，由貿易順差所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政治層面,在經濟層面,征收出口稅和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似乎沒有充分的因果關系。

　　出口稅優于升值?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認為,征收出口稅和提高人民幣匯率會對中國出口產生類似的效果：使出口商品在其它國家看起來價格更高。由于效果相近，因此，征收出口稅對于調整匯率能否奏效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但可避免提高匯率所帶來的一些重大代價。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與提高匯率不同，征收出口稅不會給中國居民和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各商業銀行和相關企業)持有的美元資產帶來損失。目前，中國中央銀行擁有大約6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假定其中有75%為美元計價資產，那么人民幣匯率上浮10%，就會導致中央銀行的資產損失達480億美元(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

　　通過征收出口稅，中國還可以避免提高匯率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即收入分配狀況可能大大惡化，包括目前已經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調整匯率還會給中國國內農產品價格帶來下降的壓力，而征收出口稅則不會。

　　征收出口稅還會帶來一個有利的附加效應：給中國政府帶來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由于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進口成份很高，因此，征收5%的出口稅相當于使人民幣匯率上浮約15%至25%，相當于每年新增財政收入300億至420億美元(約人民幣2400—3500億元)。

　　壓力來自何方？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更多來自國內政治影響，而不是經濟上的切實考慮，也不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冷靜的外交行為。如果潛在投機者相信，中國寧愿征收出口稅而不會調整匯率，那么流入中國的“熱錢”就會減少。相反，“投機得手”對投機者的激勵作用無以復加；尤其是在中國，投機行為對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毫無助益。

　　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到底來自何方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貿易順差多就必然會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對出口產品征稅就一定可以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對于這一問題，關鍵是分析清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到底來自哪些方面，其真正的原因是政治壓力還是經濟壓力，不能簡單地說，通過征收出口稅來減少貿易盈余，從而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事實上，自去年12月起，中國就通過對148種紡織品增加稅收等方式來控制紡織品出口。與此同時,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在把集成電路、移動通信設備、計算機等部分IT產品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7%之后，兩部委又取消電解鋁、鐵合金等商品8%的出口退稅.但投機熱錢仍在持續涌入，美國宣布對中國四類紡織品設限；與此同時，歐盟也在對中國紡織品實行“緊急特保”。

　　中國紡織業做出“犧牲”

　　拋卻經濟學界對于出口稅與升值之間的利弊之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紡織業正在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在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調整紡織品出口關稅的當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新聞發言人孫淮濱在北京表示，中國企業為建立全球紡織品貿易新秩序做出了“犧牲”。

　　孫淮濱說：“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了建立紡織品貿易新秩序，緩解貿易摩擦，中國做出了讓步，我們作為協會，能夠理解政府做出的努力，但是，從協會來說，我們的企業是做出了‘犧牲’，付出了代價的。”

　　孫淮濱說，出口關稅的調整必然會給企業帶來成本的凈增加，從而進一步帶來企業利潤的減少，甚至可能導致企業的虧損，紡織工人的失業，這也是協會所不希望看到的。

　　他說，紡織業關系著中國數千萬低收入者的生計，在中國，平均一件襯衫只有30美分到40美分的利潤。中國紡織品其他的收入被銷售商、進口商分享，更使發達國家的零售商和消費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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