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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月份美國參議院通過《舒默法》，要求中國在6個月內將人民幣升值40%，否則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征收27.5%的關稅以來，在美國的經濟政策專業分析人士與政客之間，以及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的博弈中，后者暫時處于下風。在過去的一周內，美國兩次宣布對中國七類紡織品實施特保。盡管格林斯潘表示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盡管中國已經宣布對74種紡織品的出口加征比原先高出5倍的關稅，華盛頓的一場黑云并沒有停止聚集并且正壓將過來。
華盛頓的不同政府部門之間，以及行政機構與國會之間，正在達成一種共識。在過去的一個月里，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及貿易代表辦公室與參眾兩院的議員磋商，以對參眾兩院的部分妥協，換取由政府主管部門與中國解決貿易及匯率問題的主導權。這一機制正在形成，美國財政部長斯諾任命特使韋辛頓與中國磋商匯率及金融改革，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已經發動了對華政策的全面審核。據悉，在白宮內部，官員們正在考慮擴大貿易代表的審核范圍，整合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的對華政策，以尋求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統一的對華聲音。
斯諾表面上態度的轉變，體現了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的利益交換。斯諾一個月前還批評參議院“動作過急”、舒默法案是一個“嚴重錯誤”，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還強調“我們不希望擾亂中國的金融體制”。但是，當國會山與白宮之間達成妥協之后，美國財政部長斯諾一改批評態度，在財政部近日推出的關于匯率操縱的報告中，雖然沒有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但其措辭已經被廣泛解讀為要求中國盡快調整人民幣匯率，特別是在調整的幅度上要是“實質性的”，隱含著中國不僅要盡快調整匯率，而且調整的幅度不能太小的意思。在任命韋辛頓之后，斯諾稱中國正處于一個匯率調整的“關鍵的時期”。
美國政府必須考慮施加壓力給中國匯率改革所造成的困難。實際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一直就匯率改革問題在交換意見，美國還曾公開表示中國正在認真為匯率改革做準備，并且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例如，中國在技術上的準備表現得最為明顯。從這一角度來說，美國政府突然迎合國會，態度強硬起來，可能會打亂中國原有的安排。起碼在客觀上為國際貨幣投機者創造了新的題材。匯率改革是中國既定的目標，人民幣若要成為國際貨幣市場上起到穩定和調節均衡作用的貨幣，它首先必須建立在中國的主權、堅實的宏觀經濟和健全的金融系統之上，它不應屈服于外界的壓力。上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表明，不顧國內經濟條件而屈服于外界壓力進行所謂“匯率改革”的國家，許多都陷入了以貨幣大幅度貶值及被國際貨幣投機者肆虐為特點的金融危機。外界的干涉，只會增加貨幣市場的不確定性，進而增加匯率市場的動蕩。
另外，我們對自由貿易必須有清醒的認識。自由貿易從理論上說是皆大歡喜的，即各國通過利用其比較優勢進行自由的交換，從而使各國總體福利都提高。但千萬別忘記國際貿易學說中的另一面，即各國在通過自由貿易使其總體福利增加的同時，利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有贏家，也有輸家。而輸家往往是政治過程中組織得最好和最有能量的利益團體。從美國的食糖進口到紡織品進口，這類例子屢見不鮮。
由此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中國出口產品不斷增長的同時，要提早預見到進口國受損的利益集團可能產生的政治反彈。對此應該采取的對策是：從長期和戰略上來看，應該建立雙贏機制，如中國目前大力推進的自由貿易區。從中期來看，應該在出口產品的同時，通過一系列政府和企業的公關活動，來提升中國文化和中國產品在海外的形象，以及宣傳中美貿易對美經濟和消費者帶來的好處。從短期來看，應該在利用現有的多邊和雙邊貿易機制維護中國利益的同時，對華盛頓的政治游戲規則有更多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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