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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艾 嵐
自5月18日起到9月底，全國公安機關將敞開大門，由各級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特別是縣(市、區)、地(市)公安機關一把手(全國約有3000人)在公開場所，面對面地接待信訪群眾，領導動手，全警參與，集中處理群眾信訪問題。
信訪在我國是一件合法合規，甚至合情合理的事情，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每一層政府機構都設有專門的信訪部門。而新的《信訪條例》已由國務院頒發并于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
我國素有“免爭息訟”的傳統，近代以前的政權體系里，縣級以下的政府機構承擔的主要功能就是調解當地的利益糾紛與沖突。我們不難發現，之所以要上訪，絕大多數都是跟相應的行政機關不作為或作為不當相關。而現實中，信訪成了老百姓“最后的依賴”。
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研究員做過一個關于信訪的調查，受調查的632位進京上訪農民中，有401位在上訪前到法院起訴過，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42.9%，認為法院不依法判決導致自己敗訴的占54.9%。
可以看到，大多數人一開始還是知道要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尋求問題的解決；他們并不愿意輕易踏上信訪之路。然而十年以來，信訪的勢頭一直在上漲，屢屢有“信訪洪峰”之憂，在某種程度上警示著社會矛盾的復雜性。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權利意識勃興，同時各種利益的分化組合與各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加劇了各種可能的矛盾與糾紛的產生。然而在一些基層政府、個別政府官員長官意識比較濃厚，缺乏執政為民的服務意識，因此導致人們利益表達渠道變得更加不暢通。2003年，時任國家信訪局局長的周占順披露了廣為引用的“四個80%”：在當時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信訪，包括這次公安部全面組織各級局長親自督辦與司法系統相關的信訪，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權利救濟方式，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從宏觀層面上講是對目前尚待完善的抱怨與矛盾排解渠道、利益表達機制的補充；通過合法化的行政救濟緩解社會壓力的集聚對政治系統的沖擊，對維持一個穩定安全的經濟生活環境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從微觀層面來說，雖然數量有限，但對每一個若此而能“沉冤得伸”的老百姓來說，個體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就像西方寓言中被大浪帶上沙灘的大批小魚，它們中只有極少數被那個小孩子帶回大海，然而對于每一條被帶回大海的小魚來說，“它在意！”
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將此次大規模、長時間的集中接訪運動的目標定為：“人人受到局長接待、件件得到依法處理”，同時期全面推進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因此這次活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接訪并解決問題，重要的還在于“依法處理”、推進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
“依法處理”很重要，信訪的所有事情，實際上最后還是應該回到常規的途徑去尋求解決，通過相關的部門，依照相關的法規得到合適的處理。它背后的邏輯不是也不應該是，公安局長出面了，所以事情解決了；而應該是，本來就有這樣的法律法規和表達途徑，所以事情解決了。通過這種透明化、公開化的方式，應讓社會上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強調正常的解決問題的行政或司法途徑才是最終的渠道，透過這些鮮活的案例，進行法治教育，以此強調法治的程序與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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