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景區門票上漲 三年最多漲一次

　　作者：舒圣祥，東方愚 來源：中國經營報

　　“三年最多漲一次”的暗含邏輯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日前出臺文件規范景區門票價格管理，要求景區門票上漲聽證會公開舉行，保證參加聽證會的人員有1／3是消費者；以外地游人為主的，聽證會還要保證 一定比例的外地消費者代表參加。同一景點門票價格上調頻率原則上不低于3年，并合理確定調整幅度。

　　“三年最多漲一次”，傳媒在報道此則新聞時，大多使用了類似的新聞標題或導語。顯然，這被看做了《通知》中最大的“亮點”之一。筆者發現：本意旨在約束漲價者頻繁漲價的規定，卻讓人多少讀出了些不是滋味的滋味來。

　　首先，“三年最多漲一次”，某種程度上等于間接承認了景區爭相漲價的合理性。每次景區想漲價，都會提出一些大同小異的理由來。而這些理由又都被專家和公眾駁了回去。奇怪的是，此后卻再也不見漲價者的回應。為何？因為他們根本就無意跟人論理，而只是完成任務式地找一個托詞罷了。“不該漲”是第一層次的問題，“多少時間漲一次”是依賴于前者的第二層次問題。如果前者已被大眾否定，提出第二層次問題顯然是畫蛇添足。不但如此，單獨提出第二層次問題，更像是已經對第一層次問題表示了肯定。

　　其次，“三年最多漲一次”，對于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景區管理者來說，容易異化理解成一種“漲價許可”。在漲價的惟一攔路石——聽證會——又形同虛設的情況下，“三年一漲”會不會成為一種景區慣例呢？

　　其實，老百姓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多少時間漲一次”的問題，老百姓關心的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以什么樣的漲價理由支撐，經過什么樣的特定程序，才能進行多大幅度的漲價；以及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以什么樣的機制約束，必須進行多大幅度的降價。

　　“溫州模式”強制化變遷的冷思考

　　今年4月，溫州市委、市政府召開實施發展工業“12345工程”動員大會。溫州市委書記親作動員報告，將作為溫州2005年“一號工程”的招商引資思路明確化與細致化，并嚴令對有意擋道、阻礙“12345工程”實施的部門與個人，一定要追究責任。

　　根據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變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誘致性變遷，即自發性變遷，一種是強制性變遷，即由政府法令引致的變遷。

　　兩種方式可以說是各有千秋。溫州市政府選擇的是后者，即政府通過制定招商引資的硬性指標，及讓各縣市區的領導干部簽下“軍令狀”的做法，來補救溫州經濟體制現存的不足。這樣的舉措就像“趕馬車”一樣，使得各級政府產生了一種緊迫感，繼而上升為責任心，將從一種程度上改善溫州經濟主業投資力度減弱、外資經濟滯后的現狀。

　　然而，強制性變遷的不足之處同樣不容忽視。換句話來說，改革必須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既要看到制度變遷取得的一點一滴成績，也要看到所付出的成本與代價。筆者認為，溫州的強制化變遷必須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將招商引資“數字化”的做法仍然帶有“GDP導向”的味道；其次，外資力量遭遇民營經濟路徑依賴“脾性”所產生的瓶頸問題亟待引起重視；再次，“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成為制度優化與變遷的障礙，并將使溫州模式轉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大打折扣。所謂“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就是政府體制改革滯后。

　　事實上，制度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沒有各級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優化與轉型，即使經濟總量上去了，也并不代表這一發展模式實現了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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