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進 數據分析國企改制狀況

　　-本報記者 程明霞　見習記者 姬芳 北京報道

　　世界銀行駐北京代表處高級企業重組專家張春霖先生，不僅是中國國企改革領域的資深專家，也是此次問卷調查的最初動議者之一，對調查報告的進展一直非常關注。在報告的最終版本確定后，張春霖先生就報告的意義、內容、結論等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訪談

　　《經濟觀察報》：您覺得這份報告最大的意義和作用是什么？

　　張春霖：中國的國有企業從1994年以來進行了大量的改制，從總數來看，國有企業的數量已經從30萬家減少到了15萬家，減少了一半多，而減少的這15萬家企業是關閉破產了，還是民營化了，一直都沒有整體的數據。我們不清楚這么多年的國企改革，究竟有多少國有企業被賣掉了、用什么方式賣掉了、賣給誰了、賣了多少錢、錢到哪兒去了、賣完之后企業的效益怎么樣……對于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這么大一場改革而言，這些基本數據的缺失和信息空白，可以說是個很大的缺憾。

　　所以我感覺這份報告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有利于彌補這樣一個缺憾，而且這個報告就我所知也是目前為止覆蓋面最大、樣本數量最多、問卷設計最細的一份，所以這份報告是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制狀況的一個比較全面的調查，算是邁出了用數據定量分析我們的國企改制狀況的很大一步。

　　《經濟觀察報》：報告的結論是得自抽樣樣本的統計和分析結果，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我國國企改革的整體狀況？

　　張春霖：當然，因為這個報告樣本選取方式的問題，它并不是一份嚴格意義上的隨機抽樣的調查，所以我想它的結論并不具有對整體狀況的代表性。因為它的覆蓋面仍然有限，不可能把整體的情況都說清楚。報告自己也說明了這一點，“所得到的數據不可能準確地反映全部企業的真實改制狀況，特別是民營化程度較高的改制企業的狀況�！彼�以這份報告只是在一大片的黑暗地帶拋灑了一些亮光，它的部分結論是有參考價值的，但在推斷中國國企改制整體狀況的時候需要注意它的局限性。

　　真正要把整體情況都說清楚，可能需要政府機構去做常規、長期的數據統計，比如說要求所有的改制企業都要上報相關的數字，這樣才能讓全國人民有一個整體的概念，我們的國企改革究竟賣掉了多少企業、賣的情況怎么樣等等。

　　《經濟觀察報》：您個人覺得報告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結論有哪些？

　　張春霖：我想可以比較放心地從這份報告中得到這樣幾個概念：

　　第一，就是從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確定國企改革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要實行股權多元化的方針之后，國企改制的步子確實是加快了。因為報告的數據顯示，最大量和最集中的改制都是在2000年-2003年完成的，也就是在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之后幾年內。

　　第二，就是我們國企股權多元化的成果是比較大的。因為數據顯示，改制后國企變為混合性股權結構的狀況非常普遍，即便仍然是政府做第一大股東的企業，也都吸收了其他很多非國有的成分。

　　第三，就是國企改制后整體的效果是積極的。首先，至少沒有數據顯示改制反而導致了企業效益的下降；其次，從改制前后的銷售利潤率來看，改制效果總體上是比較積極的。

　　至于不同改制模式效果的比較，報告中得出民營企業接管國有企業這種改制的效果最好，這個結論我覺得沒有什么問題，也符合實踐中大家的感覺。但報告得出，管理層控股的企業改制效果僅次于民營企業，我認為這個結論的可靠性比較低。

　　《經濟觀察報》：這個結論有什么問題？報告中對于一直以來爭議比較大的管理層收購、國有資產的流失狀況以及改制的公開公正與否這些問題的結論，您怎么評價？

　　張春霖：報告顯示，管理層收購和職工持股的方式在所有非國有控股的改制模式中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這個比例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報告得出，管理層控股企業的改制效果是僅次于民營企業的最好的改制模式，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是可靠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我主要考慮兩個理由：

　　第一，樣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企業的第一大股東是職工持股會，就我所了解的實際情況看，很少有職工持股會真正控制企業的情況。很多這種企業事實上是由企業的管理層掌握控制權的，而不太可能是由職工持股會來掌握企業的具體經營的。這個感覺是不是符合實際，從報告提供的數據得不出可靠的結論。如果實際情況確實是這樣，那么在評價管理層控制的那些企業的績效時，就要把第一大股東是職工的那類企業也加進去，而這樣一來管理層控制的企業的績效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好了，因為報告數據顯示，職工是大股東的那部分企業的績效是比較差的。

　　第二，報告顯示，管理層控股的企業的績效，從“資產利潤率”的指標來看是好的，但用銷售利潤率的指標來看并不太好。這種差別可能是由于報告使用了“資產利潤率”這樣一個邏輯上有問題的概念所造成的。因為企業改制后如果負債率下降，即使績效沒有提高，“資產利潤率”也會提高，所以我認為報告對管理層控制的企業的績效所作出的判斷還缺乏足夠可靠的基礎。

　　至于改制中是否存在國有資產的流失，這個報告并沒有很清楚地解釋這個問題，而且我覺得這也不是報告能夠解決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是很肯定的，那就是至少在2004年之前，大部分的國企改制都沒有經過一個公開、透明的競爭性程序。報告的數據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我想，公開性和透明度，這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看，報告的政策含義是很清楚的。

　　《經濟觀察報》：這份報告有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在改制企業中只有近30%的企業改成了非國有企業。您如何看待這一結論？

　　張春霖：就像我剛才說到的，因為樣本選擇方式的問題，所以報告關于產權改革力度的這個結論，我認為和真實狀況是有偏差的，因為樣本對完全民營化的企業的覆蓋是很有限的。

　　要說明這樣的問題，一種可能的辦法是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城市，從它們1995年登記在冊的全部國有企業出發，一直追蹤它們的變化到現在，看這些企業有多少還是國有、有多少民營化了，如果這樣得出的結果是只有30%的企業實現了民營化，那么我們可以下結論說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力度不大，但報告中的樣本和數據我覺得不足以下這個結論，實際情況中民營化的力度我覺得應該是大于報告的結論的。

　　當然如果說得深一點，還有一個如何衡量民營化程度的問題。從總量數據來看，1995-2003年期間全部非金融類國有企業的戶數和職工人數減少了一半，而注入其中的經濟資源增加了一倍。這算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進”？看你用什么標準來衡量了。

　　《經濟觀察報》：報告有否令您意外的結論？

　　張春霖：應該說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一大股東的企業有這么大比例，是很讓我意外的。因為我過去的印象是，通常職工持股會只是企業改制時的一種點綴，很多企業在改成公司制時都會給職工一些股份。還有一些國有獨資企業為了實現股權多元化，在找不到其他外來股東時，通常會切出比如5%的股份給職工，那么企業就有了兩個股東，就可以注冊有限責任公司了，這是90年代比較普遍的一種做法。

　　但是我沒有想到有這么多企業股權多元化后，是職工持股會成為第一大股東。一般而言，職工持股會都不會是這些企業真正的控制者，企業實際上應該是由管理層掌握控制權的。如果確實如此我想這對于企業的決策和發展而言不是一種很好的狀況。這種所有權結構的基本特點是管理層擁有事實上的控制權，但就分紅權而言是小股東。條件適合時，這種不對稱會導致管理層行為扭曲。俄國的私有化在這方面有很典型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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