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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冰 發自北京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高鴻賓昨天(18日)在東亞地區“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政策研討會說，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扶貧開發工作任務繁重。2004年底，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2610萬，貧困人口和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擴大，從1992年到2004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從2.33∶1擴大到了3.2∶1,
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與一般農民的收入差距也從1∶2.45擴大到了1∶4.39。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意味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群體的相對弱勢地位比較突出，需要在宏觀政策上進行調整和完善。
日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當前社會的貧困問題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及貧困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蔡昉：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0.4。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結果表明，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處于高水平，形勢嚴峻。
《第一財經日報》：由于中國采用的發展戰略區別于其他國家，情況比較特殊，在這種情況下，采用國際通用的方法對中國的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進行論證，其結果是否科學。
蔡昉：當我們說到國外的標準、技術、研究方法時，既然被稱為是國際的，就不能說只是某個國家的，即說明這些方法已經在不同國家反復使用，證明它是具有普遍性的。一方面，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規范才可能進行比較，世界范圍內要有一個通用的標準來“度量”；另一方面，這些方法都是在運用中得到完善發展的，我們要努力使之中國化，運用到特殊的中國環境中來。
《第一財經日報》：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收入差距拉大及由此造成的貧困是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蔡昉：經濟學研究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1000到3000美元的社會階段，是最容易產生社會矛盾的階段。
上世紀70年代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國家，如今產生了很大分化：一些國家成為發達國家，而另一些國家的經濟水平與70年代并沒有太大變化。可見在這個區段上，國家可以繼續發展，也有可能停滯不前，造成這兩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差距是否合理。
相對來說，在收入比較穩定、收入差距不會持續擴大的情況下，社會就比較穩定，沒有特別嚴重的社會沖突，可以繼續保持增長。反之，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會不斷擴大矛盾，最終導致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況。
《第一財經日報》：從您的觀點看，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蔡昉：沒有收入差距也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但關鍵在于差距有多大。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人們爭論的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問題。如果現實中效率與公平問題出現了對立，只能說明政策需要完善，需要采取正確的解決方法。
《第一財經日報》：解決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及貧困問題，您認為現有政策應該有哪些調整?
蔡昉：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我們要有一個新思路，要從勞動力素質上、家庭的勞動力結構上進行幫助。
城鄉差距解決的思路也要發生變化。造成城鄉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鄉居民的生產力不對等。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這些勞動力轉移，讓他們有非農就業的機會。
對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發揮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把富人的稅收上來。另一方面通過擴大最大化就業的政策，讓盡可能多的人通過就業得到相對穩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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