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惡劣投資環境 發展中國家最有效的發展途徑

　　世界銀行在《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給發展中國家的答案是：改善惡劣的投資環境

　　文/本刊記者 劉建輝

　　4月13日下午，美國商務部長助理威廉姆斯·拉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會上拉什從包中拿出他在北京買到的盜版和假冒產品，包括服裝、皮包及光碟等。拉什對場下的記者 說，美國希望中國政府拿出更有力的措施，對當前在中國普遍存在的盜版假貨的違法行為和現象進行打擊，更好地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最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抱怨中國的投資環境存在諸多不足，比如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行政效率低下、行業保護過多等。

　　3月31日歐美同學會商會在美洲會所舉辦的月度酒會上，美國AT&T的一位高級經理指著窗外的車流對《經濟》記者說，北京的堵車讓他這個一貫守時的人到北京后卻經常遲到，北京看起來像東京，但是他更喜歡東京。

　　更多的企業抱怨在中國做生意有太多的“門道”。在中國要辦成一件事，經常是要跑很多部門，蓋滿大大小小的圖章。世界銀行的調查顯示，在中國注冊一家企業平均要41天，而在澳大利亞則只需要2天。要想快也可以，最有效的一個辦法就是賄賂官員。很多在中國的跨國公司都把政府公關作為他們的一件大事。據世界銀行調查，行賄費用在公司的銷售額中所占的比例為2.6%。

　　關于中國的投資環境的爭論似乎僅僅是在政府和跨國公司之間，與老百姓無干。不過，世界銀行私營發展部經理、《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主筆華立克·史密斯(Warrick Smith)4月1日在北京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說，投資環境的好壞不僅僅關系到公司的利益，還會影響到社會的每個人，因為改善投資環境是減貧的最有效的途徑，政府應該努力改善國內投資環境。

　　華立克·史密斯在北京講解《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時宣稱，從全球范圍內來講，各種類型的私營企業(包括農戶在內)是經濟增長和減貧的關鍵因素。而私營企業貢獻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如何營造投資環境。

　　惡劣的投資環境

　　中國的投資環境中存在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并且更為嚴重。

　　政策性風險是發展中國家企業關心的主要問題。政府不確定性的政策被列為首要關心的問題。危地馬拉近90%的企業以及白俄羅斯、贊比亞70%多的企業感到對于監管法規的解釋很難預測。華立克·史密斯說：“90%以上的企業都反映，在政策和實際之間是有差距的。”《報告》發現，只要提高政策的可預見性，就能使新增投資的概率提高30%以上。

　　3月16日，亞洲開發銀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和世界銀行在東京聯合發布的《連接東亞：基礎設施的新框架》報告中提到，在東亞以及其他地區投資基礎設施的企業都表示，他們迫切希望在政府政策和法規比較容易預測的地方投資。

　　宏觀經濟不穩定、監管法規的隨意性以及缺乏產權保護，這些風險同樣影響了商機，打擊了企業投資和創造就業的熱情。產權保障是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和烏克蘭，相信其產權得到保障的企業比不相信這一點的企業進行利潤再投資的比例高達40%。

　　電力供應及交通等基礎設施是否可靠是評價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厄立特里亞、印度和肯尼亞，斷電帶來的成本損失占銷售額的10%以上。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印度如果能提高它的基礎設施質量的話，經濟增長率有望增加兩個百分點。

　　《連接東亞：基礎設施的新框架》報告做出的預測是：在未來五年，東亞發展中國家將需要超過一萬億美元投資修建道路、供水、通訊、電力和其他基礎設施，以滿足城市迅速擴大、人口增加和私營部門日益旺盛的需要。

　　在大多數國家，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都是由國家投資的，因此政府的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競爭障礙在發展中國家也普遍存在，政府通過對市場準入和退出設置政策性障礙，對企業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積極性產生負面影響。通過行業保護來限制競爭永遠都是只讓一部分人受益，華立克·史密斯認為，短期內讓特定企業或活動享受特殊的政策特權，是一種有風險的策略。

　　在波蘭有近90%的企業反映競爭壓力很大，而在格魯吉亞只有一半的企業有這種反映。報告認為，增加競爭壓力能夠把創新的幾率提高50%以上。

　　惡劣的投資環境對于小企業影響最大。這些企業在獲取融資和公共服務方面遇到的困難更大，對法院更缺乏信心，對監管法規的解釋更難預測。一些涉及固定成本的制約因素(比如需要自己發電)也對小企業造成了更大的負擔。

　　政府應如何作為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Geert van der Linden說：“政府制定適當的政策應該成為東亞地區各國的優先重點，才能吸引到所需的私人資金以推動經濟增長，并與貧困群體共享增長的成果。”

　　為了從深層次上解決影響投資環境的因素，世界銀行建議，政府可以從四個主要方面入手：

　　一是要遏制腐敗和其他形式的尋租行為。 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企業都反映，在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不得不行賄，許多企業認為腐敗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障礙。

　　二是建立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企業不相信法律會被執行或者具有持久效力，那么通過新的法律就毫無意義。相對于通常所采用的降低利率等刺激投資的方法，世界銀行認為，降低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是更好的刺激投資的方法。

　　企業的投資決策不是僅僅建立在法規或者政策聲明的內容上，企業投資活動具有前瞻性。增強政策的公信力可以提高企業在給定政策組合下的投資反應水平。

　　再者，要培育公眾支持，否則就會危及改革的可持續性。社會凝聚力和信任度的提高一個最明顯的效果就是，能降低監管和合同執行的成本。

　　最后，確保政策適合本國情況。從別國不加批判地引進各種模式往往會帶來不良或負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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