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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已成為眾矢之的的國企MBO(產權改制中向管理層轉讓股權)，在國家出臺專項法案嚴加規范之后，似乎暫時消停下來。大型國企嚴格禁止，中小國企探索嘗試，特殊行業如高科技產業可區別對待，并把股權、期權的激勵制度與MBO嚴格區分開來，國資委作為管理層，其規范文件的原則表述條分縷析，有理、有力、有節，這使得廣泛存在的對國有資產流失的
擔心，似乎可以減輕一些。
不過，在已經大規模展開的地方國企產權改制“浪潮”中，另一種“暗流”早已潛滋暗長起來，并漸漸形成主流觀念和行為模式。這就是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招牌下過度吸引和依賴“外資”，為了獲得眼前的短期現金收益，而忽視地區甚至國家未來的產業布局形態。
有專家把這稱為“資本層面的‘國退洋進’”。而與國企管理層MBO相比，跨國公司和跨國財團有著更深層的企圖和目標：先持股，再控股，進而全面左右企業經營，最終通過產業整合，使得“經過外資改造的國企”成為其全球產業鏈上某個可以隨意把控的環節。
兩年前，福建的國有堿性電池生產商南孚電池，以8億元產值成為中國電池市場最具競爭力的企業。但是，正值黃金發展期并力求向海外擴展的南孚電池，在當地政府“吸引外資”要求下經過一系列資本運作，最終被跨國財團摩根斯坦利等成功收購并控股。之后，又被摩根斯坦利轉手賣給美國吉列公司。熟知內情的企業人士都知道，吉列公司生產的“金霸王”電池正是南孚電池最強大的競爭對手，而其當時的市場份額據稱還不足南孚的10%。一個正在成長的民族品牌就這樣“洋化”了，而為了不與其“同門”的外國產品搶奪市場，其海外市場也就此擱置。
南孚遭遇也許只是個案。但很多國內明星級企業，比如哈啤、上海永樂、徐工集團、張裕集團、華北制藥、華凌管線等，它們背后晃動的外資收購的身影的確令人擔心。分析人士稱，以前地方政府與地方國有企業水乳交融的關系，正伴隨著地方政府與外資的“蜜月期”到來而有所疏遠。最近3年，一大批跨國產業巨頭正通過受讓地方政府的國有股權，成為一批領袖企業的第一或第二大股東，而以跨國集團在資本市場的操作經驗來講，控股股東其實只是時間和耐性的問題。
財經專家王吉舟認為，那些外資背景的戰略投資者，在地方國企的產權改制中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套利模式”：他們利用對國際資本市場的熟悉和先天優勢，高價(地方政府眼中的高價，外資眼中的低價)進入，取得資本控制權，然后轉手賣出并獲利退出。一句話總結，就是“以美元換資源，再回過頭去，把資源以更高的價格出售給跨國同行業公司或者國際資本市場”。
2004年，剛剛進入中國的美國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Group)曾表示，“未來幾年中國國有產權改制市場將有很多故事可供挖掘”。凱雷是資產排名世界第六的私募股權基金，其投資目標多是各國軍火、能源、金融、電信等“命脈行業”。因為中央直屬企業目前還不允許跨國財團進行并購，據說凱雷在國內目前進行的兩起收購對象都是地方所屬的規模稍大一些的國企。
事實上，從去年國企MBO經“郎顧之爭”的大討論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后，一些地方國資管理部門對國有產權轉讓給管理層或其他民營企業的“口子”開始卡緊了，而對外資的“口子”反而放開了。地方國資管理部門因為有著擴大地方的知名度、快速回收現金增加財政收入、提升政績等等要求，在外方投資機構強大的資金實力和既慷慨又專業的表現下，讓外方“戰略投資者”受讓國有股權就變得水到渠成了。而這個過程，很有可能造成優良的中國企業資源的外流。
商業的全球化意味著不斷開放市場。目前，大約20家跨國大財團掌握著全球的資本控制權。這些草原上的獅子，在資本的逐利本性驅使下掠食羚羊。如果中國在自己的資本市場和資本價格體系建立健全之前過早地‘國退洋進’，結果可能就是“羚羊全被吃掉，而不會誕生一頭獅子”。
也許有必要成立“國家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這樣的智囊類型的問訊機構了，通過該機構審核和監督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投資的目的和進程。因為我們必須明白：在地方國企產權改制中，有比管理層更加兇狠的收購者，那就是跨國公司和跨國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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