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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報紙上看到兩條有關“指標”的消息：其一，高校留京指標“購銷兩旺”；其二，北京暫不取消獻血指標。
買賣紅火的所謂留京指標，實際就是政府獎勵給國有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進外地生指標”。部分企業每年從政府那里獲得的指標多于需求，于是就把多出來的指標用來“賣些小錢”。在目前的戶籍政策下，一紙北京戶口因為其附帶的高額附加收益，顯然還是個香
餑餑，難怪乎買賣起來動輒好幾萬。這還不算是進京指標的最大弊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造成了企業在用人資格方面權利的不公，政府區別對待的行政干預破壞了企業間的公平競爭格局。
如果說進京指標隱含公平性危機，那么，獻血指標則隱含合法性危機。《獻血法》規定，“國家提倡18周歲至55周歲的健康公民自愿獻血”。而獻血指標所使用的命令性口吻，是與此完全不相符合的，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線。按照法律的規定，公民并沒有義務屈從于政府的強制指標而被迫無償獻血。顯然，獻血指標找不到法律依據作為支撐，相反卻大有違法的嫌疑。
現實中，包括進京指標和獻血指標在內，各式各樣的指標在地方政府的日常執政行為中被非常普遍地采用。如果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這固然充分值得肯定而且也會被廣泛認為有效：整個計劃經濟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指標管理的時代，政府通過制訂各式各樣的指標完成對公共事務的治理。然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秉承一貫傳統繼承而來的指標依賴，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同時也不符合現代公共政府的本質要求。
首先，僅僅憑借強權推動而獲取生命力的指標，必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合理性危機，甚至于走向法律的對立面。其次，指標執政并不能取得理想的執政效果，而假如我們放棄指標依賴，也并非就將無從治理。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兩者的最佳狀態。顯然，指標依賴并不能算做是政府善治的體現，恰恰相反，放棄指標依賴倒是很有可能成為政府善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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