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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結束的“二戰”被政治家再度推向前臺，對現實卻仍然產生著巨大的邊際效力，一個或許的原因是，“二戰”后雖小戰頻仍，卻不再有新的世界大戰稀釋歷史的記憶。在歷史的記憶中，霸權更替乃戰爭之源，而隨著更替的完成，往往會有一段相對的和平年代。如果以霸權主導國的更替為分期標志，可以將“一戰”以來的世界經歷劃分出三個各具特色的和平時期。
兩次大戰之間的21年，至少在相對意義上是人類現代史上的第一個和平時期。超越制衡是這個階段霸權策略的主導思想。
在新世紀之時，日不落帝國以近落日之態，仍秉承誕生于18世紀的均勢理念，長期在歐洲奉行“光榮孤立”的政策。法國力圖置戰敗的德國于永無崛起之地。而英國卻著力調整法德的力量平衡。同時蘇聯巍然于歐洲東隅。英法又企圖以德制蘇。英國所推行的就是英國高高在上，法，德，蘇在其下相互牽制的霸權架構。然牽制不成，反致二戰爆發。
受獨立后長期奉行的門羅主義的影響，孤懸海外的美國一直不過分介入國際主要爭端。國會的否決，使美國沒能加入美國自己倡導的國聯。美國并未直接影響到英國的霸權。
“冷戰”這個詞本身就可以解釋為相對于“熱戰”的另一種和平形態與和平時期。集結同盟，全球對抗是此時兩強的霸權主要策略。
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期，兩個霸權國都沒有取得絕對優勢。處于兩者之間的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主動或者被動地走上了三條道路：或是被綁在其中一個霸權國家的戰車上，如東歐國家之于蘇聯，英國日本之于美國；或者以不結盟為旗幟走中間道路；還有一條，是在兩霸之間強調獨立地位，然后尋找自己最佳的戰略賣點。就如中國，中蘇關系破裂后，一開始以一個獨立的革命中心呈現于世，其后與美國的關系逐漸靠攏，從而具有了準結盟的關系。這構成了八十年代國人津津樂道的三角關系。此時的中國沒有實力如先前英國那樣做到超越制衡，但作為兩霸之間重要砝碼，亦有實際制衡之效。
冷戰之后，世界進入了第三個和平時期，霸權的策略是輻射牽制。以往的歷史上，往往是通過戰爭完成霸權的更替。在沒有發生大的沖突的情況下，一個霸權轟然解體，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前蘇聯及其霸權的和平解體，很可能是核武時代的霸權更替的常態。
剩下的一個霸權者儼然成了世界的權力中心。其他國家仿若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輻射鏈上的一環，不同的國家在這個輻射鏈上離霸權國家有著不同的距離。如英國，日本成了美國之下的二級霸權單位，美國與他們掌控了世界的經濟命脈，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控制，形成了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中的核心地帶。大多數國家則陷入了一張錯綜復雜的利益網絡，從而降低了聯合對抗霸權的可能，這樣就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同趨向聯盟。多數國家都使用商業的利益衡量法則來協調與霸權國家的關系，形成了以商業利益法則為紐帶的主流世界。
在單霸權的世界中，一些國家不希望霸權對自己的權益過分侵蝕，同時也接受現有格局，希望在情況不會變得更糟的前提下，接受霸權國的部分理念，維持自己的發展空間和時間，如中國。
對于多數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守成的世界。
(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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