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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彬 劉小莉
對亞洲各經濟體匯率選擇歷程的研究發現，僅僅從單邊角度已經無法解決亞洲匯率選擇的難題，而必須上升到區域層次的貨幣與匯率穩定機制。
在亞洲金融危機前，亞洲國家的貨幣是盯住美元的，這種聯系是為了給國內的價格水
平提供一個名義錨(nominalanchor)。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失敗的。
危機后，東亞經濟體的匯率選擇最初符合Obstfeld與Rogoff提出的“兩極論”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開放經濟應當放棄可調整盯住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實行完全的固定匯率制或完全的浮動匯率制，以消除外匯市場的潛在風險。
但是近年來，理論研究和實踐上都否認了發展中國家匯率選擇中的“兩極論”安排。
首先，浮動匯率制對發展中小國并不具有原先設想的優勢。由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特征和各國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的差異，浮動匯率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明顯不同。亞洲國家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存在“浮動恐懼”(fearoffloating)。害怕本幣升值，是因為這樣不利于資本流入和出口；害怕本幣貶值，是因為不希望增加其美元債務。東亞國家近年來的匯率政策就體現出限制匯率浮動、對本幣升值進行干預以及積累大額儲備等特征。
其次，維持嚴格的固定匯率制需要經濟體承擔很高的成本。亞洲各經濟體對日本和美國的特定貿易結構決定了當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度波動時，嚴格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安排自然會加劇亞洲經濟發展的不穩定：
其一，出口會受到影響，特別是與日本產品有著直接競爭關系的高收入國家或地區要比貿易結構與日本互補的低收入國家和地區，更容易受到日元對美元匯率波動帶來的影響。日元升值，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出口增加；日元貶值，其出口隨之減少。其二，因日元呈相對弱勢，美元更受到追捧，但隨著亞洲和美國經濟增長同步性的降低，由美國來決定亞洲的貨幣政策又會使亞洲宏觀經濟陷入被動。其三，事實也證明，那些采用盯住美元匯率制的國家，其貨幣更容易遭受投機者的沖擊。
第三，盯住貨幣籃制度具有內在缺陷。亞洲國家希望降低日元比重，因為貿易結算中計值貨幣的分布(美元比重)與外債中計值貨幣的分布不對稱。而不論盯住貨幣籃制度的貨幣權重如何設置，貨幣籃這種“中間”匯率制度，都不能保證區域內各經濟體雙邊匯率的穩定，并且不可避免容易誘發投機沖擊的內在缺陷。
由此可見，區域性的匯率安排對于亞洲，尤其是東亞來說，已是勢在必行。東亞地區區域內商品、金融交易的自發增長要求商品相對價格的穩定，進而是貨幣兌換價格的穩定。雖然東亞地區目前沒有達到建立最優貨幣區的全部標準，但是有必要進入金融合作的初級階段，在此基礎上逐步推進金融合作的制度化與高級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認為，為減輕亞洲地區內部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考慮以下三個方案：一是采取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同時采取穩定貨幣的貨幣政策；二是采取不同形式的盯住匯率制度；三是采取單一貨幣制度。
盯住匯率制度也有三種形式：一是盯住一攬子國際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除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貨幣允許圍繞盯住值波動5%~15%；二是將一攬子亞洲國家的貨幣作為錨貨幣，類似歐洲國家最初把歐洲貨幣單位作為錨貨幣。這一攬子亞洲貨幣就是亞元，是亞洲各國貨幣以經濟總量加權的平均意義上的貨幣；三是盯住亞洲經濟實力最強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或日元。
無論采取何種形式的盯住貨幣制度，都需要各個國家遵守游戲規則，而國家之間的相互監督是很困難的。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于具有“浮動恐懼”的外向型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個兩難問題，需要更有創意和魄力的回答。(作者單位為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本文不代表本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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