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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據報道：從今年7月1日起，深圳建行將對人民幣小額個人活期存款日均余額小于500元的賬戶收取10元賬戶管理費，并執行0.01%的活期存款利率。一位客戶馬上算了一筆賬：500元錢存一年，按0.01%算，才5分錢利息，還要交10元管理費，錢豈不越存越少？目前，“負利率”人所共知，如果加上這一因素，500元存款戶每年的“損失”肯定不止9.95元。
“管理100元賬戶的成本與管理一個100萬元賬戶基本相當”，沒理由懷疑銀行方面的這種說法不是客觀事實，于是，我們不妨作出如下這樣的推理：今后所有銀行不是都要走完全商業化的路子嗎？何為“商業化”，當然是以營利為目的，賠本的買賣誰都不愿意干。深圳的建行如是，全國各地的建行也不例外；建行如是，別的大銀行當然也無法例外；連大銀行都無法容忍服務于500元儲戶的“賠本”因素，各中小銀行更不可能有這種“胸懷”以及“消化”能力。鑒于花旗銀行自去年年底將收取管理費的“門檻”由5000美元提高到了1萬美元，可以預料，今后中資銀行不僅會大面積地實行賬戶管理費和低利息制度，也完全有可能將“門檻”由500元提高到1000元甚至更高。這樣的推理不是沒有道理，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有一天果真是這樣了，則意味著今后凡500元(也許1000元或更多)以下儲戶如果不想錢越存越少，就只能把錢擱在家里——沒有可以存錢的地方了。
假如真的走到這一步，筆者以為絕不是件小事，這還真的有點兒“馬太效應”中描述的那種情形。“馬太效應”在很多情形下也許不可避免，但在窮人存錢的問題上，不論是從現代法治建設的角度還是從傳統道德的角度看，政府和社會都不應袖手旁觀。從立法上看，僅僅具有500元儲蓄能力的這部分人，還屬于收入相對低的人群，故從權力平等、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的目標與理念出發，有機會參與立法的人理應更多地關注、體恤這些人。銀行是否收窮人的賬戶管理費，從表面上看是一個經營者的客戶戰略或經營自主權的問題，但其背后仍是一個法治環境、人文環境的問題。從政府角度看，關愛、扶助貧弱群體、抑制“馬太效應”，也是政府工作的應有之義。
“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但窮人只能相信和依靠政府。假如把儲蓄也看成是一種純粹的市場行為，窮人們少得可憐的那點兒錢存銀行也罷、自己揣在身上也罷，政府當然可以不予理會，但中國畢竟有中國的國情。雖然“建設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已很明確，雖然為消弭貧富差距正在采取各種積極措施，但機會有差別、能力有大小，即使再過若干年，僅具有500元儲蓄能力的人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甚至不是個別。而越是收入低，微薄的存款不至于折本，對他們的意義也許就更大。既然我們目前尚無能力為貧困人群提供像發達國家那樣的福利保障，就應尋找更多的方式或途徑，千方百計為貧困人群提供幫助。例如，可以通過立法賦予所有的銀行一些不可推卸的社會公益義務——不得以任何理由和附加條件限制小額存款。銀行有其特殊性，例如兌換零鈔、更換殘破幣等等，肯定都是絕對賠本的義務服務，但既然法律賦予了銀行這種責任和義務，就得遵照執行。
假如政府覺得今后不宜再賦予銀行“政策性”職能以及“公益”職能，那么辦法仍然是有的，例如成立專門為窮人服務的小額儲蓄銀行，由政府財政或慈善款項對經營者進行補貼。當然，政府對貧困人群的關愛，不僅僅限于給他們提供存款不折本的機會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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