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擎：人民幣升值應該發生在壓力減少的前提下

　　王擎／文

　　人民幣升值應該發生在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少的前提下。

　　如果在外界壓力下，這種壓力既包括外界政治力量的壓力，也包括國際熱錢的壓力，無論是升值或者是貶值，都可能會引發過度反應，造成過度升值或者過度貶值，而這種“ 過度”會對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

　　4月28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絡版報道，世界銀行提出，中國應將人民幣升值，并警告說，如果不將人民幣升值，投機資本的流入可能會造成該地區經濟不穩。

　　人民幣升值的外界壓力正在逐級加碼。

　　近年來，七大工業國中的美國和另外多個成員國一直呼吁中國就匯率政策

　　采取行動。到了今年的3月25日，美國國會下屬的頂級“智囊團”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跳了出來，對人民幣發難，逼迫中國在近期內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至少大幅上調25%。4月下旬，美國重量級人物：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和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相繼表示，現在中國有責任對匯率采取行動。

　　筆者注意到，在世界經濟體中專司各國貨幣政策評價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最近的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需要給予調控的內容包括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

　　人民幣匯率問題，成了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個迫切的大問題，也是政府無法回避的的大問題。

　　于是，4月23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就中國匯率改革回應說：“假如壓力不大，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優先順序，逐步進行改革；不過如果國際壓力夠強大，那也不是壞事，它將迫使我們加速改革。”

　　此言一出，進一步引發了市場對人民幣提前升值的憧憬，導致遠期市場上人民幣再度被熱炒。僅管第二天，出席同一個論壇的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否認了中國計劃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傳聞，并強調“中國匯制改革并沒有時間表”。但對人民幣升值的新一輪預期和投機再次興起。

　　其實，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著匯率制度的改革，事實上，中國已相繼開放了資本賬戶下的10來項貨幣業務。而外界的壓力主要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促使人民幣盡快升值。

　　人民幣應該什么時候升值？

　　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人民幣升值應該發生在人民幣升值壓力減少的前提下。

　　理由是，如果在外界壓力下，這種壓力既包括外界政治力量的壓力，也包括國際熱錢的壓力，無論是升值或者是貶值，都可能會引發過度反應，造成過度升值或者過度貶值，而這種“過度”會對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日本的教訓令人記憶猶新。

　　事實上，在目前人民幣還沒有升值的狀況下，對人民幣升值“要價”的心理價位已經在節節升高，美國國會對人民幣升值的要價是人民幣對美元至少大幅上調25%，而目前已有人要價，人

　　民幣對美元要升值40%。這與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透露，人民幣匯率升值不會超過10%的幅度相去甚遠。我們無法知道人民幣對美元的均衡價格到底應該是多少，也不知道到底升值25%算不算過度升值，還是升值40%才算是過度升值？

　　問題是，如果所有的人知道，人民幣遲早會升值，而且壓力越大，改革越會加速進行，還有什么理由不再造壓力，熱錢又有什么理由從這么賺錢的“買賣”中退出去呢？

　　壓力只會越來越大。而在這重重壓力下，政府能頂得住嗎？還能頂多長時間？

　　如果頂不住，中國的經濟將會發生什么變化？

　　今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5%，貿易順差166億美元。也就是說，如果不考慮價格因素，在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九點五個百分點中，外貿的貢獻達到五點六個百分點。剩下的三點九個百分點來自于內需和投資，而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2.8%。這意味著，內需對經濟的拉動在一季度表現乏力。

　　如果人民幣升值，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外貿的影響，如果內需乏力的現象得不到有效解決，整個經濟勢必會下滑。記得一位經濟學家曾說過，中國的經濟必需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否則，那些掩蓋在高增長速度之下的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矛盾就會一起爆發出來。

　　日本被迫升值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至少還會有兩個惡劣的后果：日本央行為降低日元升值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在1986年連續四次降息。1987年，遵從協議規定，日本央行將公定貼現率降低到2.5%，并保持了兩年零三個月之久。于是，資產泡沫應運而生，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另一個惡劣后果是，長期的低利率最終導致日本陷入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經接近為零，通貨緊縮卻依然如舊，貨幣政策失靈了。雖然此后日本也曾嘗試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但由于銀行被壞賬所累，財政政策的效果仍然無法拉動國內經濟。

　　這些惡劣的后果會同樣在中國上演嗎？

　　無論如何，在2005年里，匯率問題對中國將是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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