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舒立
如何在對日或其他同類問題上，能夠真正做到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表達自身訴求，正在考驗我們的國民風范和公民素養
4月9日以來，在全國一些大城市陸續發生了群眾性集會和游行，反對日本在對待侵略
歷史問題上的錯誤態度和做法。這屬于民族情緒的自然表達。而由于游行活動群情激昂，加之互聯網呼應推助，這種情緒已經波及不少并未參加游行的民眾，在業界也產生了相當共鳴。
我們對這一情緒完全能夠理解，對中日關系的發展充滿關切。然而，群眾性抗議中也出現了“抵制日貨”的主張，甚至伴有侵害日本在華合法商業活動的個別過激行為。我們以為，這不僅不能充分、合理、有效地表達抗議，反而貽害甚多，國人不可不察。
“抵制日貨”的主張當然算不得違法，亦可視為強烈民族感情的體現，但顯然違背了自由貿易理念與經濟問題自主于政治糾紛的原則。就中日間貿易與經貿合作利益而言，盡管貿易國在自由貿易中獲得的收益并不均等，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型開放經濟體而言，自由貿易無疑是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也是中國的利益所在。片面地主張在任何一個方向實行經貿活動的“關門主義”，最終損害的都只能是雙邊的實際經濟利益。
應當看到，中國25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今天的經濟繁榮，也使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中國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2000年提高為44.5%，2002年再提高至50.2%，2003年更高達60.3%。其中進口總額的比重至2003年已達29.3%。而在此過程中，中國和日本又互為最主要的經貿伙伴：日本在華投資多年來一直保持首位，僅在前不久方始讓位美國居于第二；日本與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的貿易總額2004年底已經高達22萬億日元(2150億美元)，占到日本去年外貿總和的20.1%，超過了日本長期以來最主要的貿易伙伴美國，足見中日經濟互為依存的局面。
在這樣的格局下，倘真得直接或變相“抵制日貨”，不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勢必從一起始就直接傷害中國自己的經濟。特別是中國目前已經成了外國公司最主要的制造業基地，日本對華出口的60%最終將銷往世界各地，這之中包括相當部分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正有助于帶動中國經濟成長、就業穩定、國民收入提高。盲目地“抵制日貨”，以情緒化態度對待與日本相關的經濟行為，就在非理性的同時有了明顯的荒謬性。
我們分析“抵制日貨”的利弊得失，除了看重中日經貿關系惠及公眾利益的大局，還出于維護市場環境中基本權利與道德規范的理念。須知消費者需求是一種客觀存在，個人是否購買和使用日貨，完全是個人追求消費者福利的理性決策結果，與對日本政府錯誤行為的批評與反感并無聯系，也毫不相悖。這一消費者權利天然屬于個人，不應以“公眾訴求”的方式加以統領和壓制。此外，目前的“抵制日貨”主張者除了少數情緒過激的民眾，還有個別中國企業參與其中以自我張揚。后者的行為，難以逃避利益沖突之嫌。商業人士與團體盡可以公民與法人身份表達民族感情，但若在民族感情表達中又夾帶赤裸裸的商業利益訴求，則完全違背了現代商業社會的基本倫理和行為規范，是不應鼓勵和寬宥的。
當前中日關系正處于關鍵時期。中國政府“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發展中日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的政策沒有改變，今后也不會改變；與此同時，兩國關系出現今天這種嚴峻復雜的局面，理應深刻反省的正是日本政府。未來政治關系上仍會有困難和變數。此時，業界人士更應清醒地認識到，經濟貿易不應政治化，政治問題也不能經濟化。將經貿問題與國際政治相纏繞是極不明智的。
特別是現在極少數人提出的“抵制日貨”，與當前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求日本正視其侵略歷史的政治及外交主張，完全是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問題。若真的混為一談，則極有可能使當下“政冷經熱”的中日關系演變為“政冷經凉”，阻礙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和地位的進一步提升。極而言之，如果非理性的“抵制日貨”招致同樣的非理性的回應，中國產品在國外遭到敵意群體的抵制，更是我們不愿看到和難以接受的結果。
充分理解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私人決策與公共情緒，個人、群體訴求表達與本國法律規范的分野，不僅是現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更是成熟社會的基本公民素質。如何在對日或其他同類問題上，能夠真正做到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表達自身訴求，正在考驗我們的國民風范和公民素養。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