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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飛
據報道，2005年4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將討論《公務員法》草案。《公務員法》草案規定了“國家建立公務員保險制度”的內容，并規定，除法律和國家政策規定外，任何機關不得自行更改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政策，不得增加或者扣減、拖欠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務員的福利保險待遇，等等。目前尚不了解“公務員
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筆者希望《公務員法》關于“國家建立公務員保險制度”的條款明確規定：這個保險制度是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保險的內容、方式和水平與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相當人員”“基本平衡”，從而為改革黨政機關現行的保障制度、建立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留下法律和制度空間。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積極探索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務。雖然現階段此項改革尚未提上議事日程，但應當說改革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將于今年頒行的《公務員法》的相關條款，應當與此項改革要求相一致，為改革的實施做好準備。
首先，現階段黨政機關實行的是“國家保障”制度，公務員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國家包下來，這種全面而完備的保障，與其他社會成員的保障程度和方式相比，不僅有失公平，也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這樣的“保障”也是國家不斷進行機構改革的原因。如果《公務員法》為改革現有保障制度做好準備，必將使這部法律更加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實現建設一個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標。
實際上，建立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公務員法》草案關于公務員工資待遇的規定也是一致的———這個草案規定：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并與企業相當人員的工資水平基本平衡。雖然將來企業人員將不再享有公務員的行政級別，但仍然有一個“相當”的關系，工資水平要基本平衡。既然工資水平需要以“基本平衡”來顯示公平，那么，如果沒有保障制度方面的平衡來配套，“平衡”便難以實現。
其次，黨政機關實行“國家保障”制度，不僅使機關形成了對社會各方面人才的強大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官本位”觀念，也使機關成為人才流動最困難的機構。蓄集了大量人才而又難以流動，不僅導致了許多機關冗員過多、機構膨脹和人浮于事、效率下降的惡性循環，更造成以精簡機構和減少人員為目標的機構改革步履維艱。有資料說目前我國有500萬公務員，實際上，還有數量極為龐大的享有“參照公務員”待遇的其他“財政供養人員”。比如說，目前我國僅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不包括不在編人員就有約1300萬人。而我國黨政機關財政供養人員過多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現有的公務員保障制度使機構改革中人員分流十分困難。只有把“國家保障”改變為“社會保障”，消除機關事業單位的保障和社會保障的差別，在降低黨政機關對公務員的“磁鐵效應”的同時，為機關事業單位的改革中加快人員分流創造體制條件，才能徹底解決黨政機關人員流動的問題，并為黨政機關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用人機制創造條件。正如國有企業人員分流必須以建立職工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一樣，要真正推動機構改革中人員分流，也應當加快機關以及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公務員法》應該成為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促進法”，而不可以成為“阻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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