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之純
中青年的“過勞”及“亞健康”問題最近引起關注。有評論認為：中青年之所以“過勞”，是消費主義的新教條和缺乏保障的社會結構導致的“新貧困”“復雜共謀”的結果(4月19日《國際在線》)。又有評論認為，是市場經濟所奉行的優勝劣汰法則讓青壯年承擔了較重工作負荷和危機感，而法律的不完善則直接導致了亞健康大面積蔓延。(4月19日《北京
青年報》)
這些評論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為兩者在對“過勞”現象形成原因的理解上，卻并不太全面。“過勞”現象的形成，果真只與消費主義、市場經濟及社會結構有關嗎？“過勞”現象真的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來調節和扭轉嗎？筆者認為并不盡然。
并不是只有中國才有“過勞”者。比如日本便是著名的“過勞國”，這一點盡人皆知。再比如美國，2000年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自1976年來，每周加班9小時的美國人達6%以上，若以全年計算，美國人平均比日本人多工作70小時，比大多數歐洲人又多工作350小時。(2000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報》)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日益緊俏，在一些西方國家，“加班”日益成為一大勞資問題。
“過勞者”也并非近幾年才出現，并且“過勞者”也并非完全出于無奈或被迫。如果有關“過勞”及“亞健康”的調查放在2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前，我相信其結果甚至比現在還要“可怕”很多。是啊，以“勤勞”作為一大美德的中國人，從來就不缺乏產生“過勞者”的環境———在傳統文化中，讀書人崇尚“頭懸梁、錐刺股”、“三更燈火五更雞”；莊稼人應“黎明即起”、“晝出耘田夜績麻”；官員要“夙興夜寐”、“周公吐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這樣的道德文化氛圍下，“過勞”與“勤勞”或許只有半步之差———甚至是沒差別。“過勞”有什么稀奇的呢？
進一步說，那時候因“過勞”而死的又有多少？比如焦裕祿，在我看來，便可算是“過勞死”的一個典型。區別在于，那時我們對此持褒揚態度，僅此而已。其實到現在，“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評價，也是一種無上哀榮———甚至，這還是一些人的“理想”，比如著名畫家陳丹青就在《南方周末》(4月14日)載文說：“中央美院王式廓，畫著畫著，忽然摜倒在地，死了。香港李翰祥是在拍片現場彎腰瞄鏡頭，忽然胸口悶，歪倒死了。這是我頂佩服的死法。”
確實如此，看看新中國成立以來大力宣傳的勞模，又有哪個不是實際上已經“過勞”？徐虎犧牲了大部分業余時間，李素麗累壞了嗓子，運動員則練出了全身傷病……我們曾大力弘揚的“老黃牛”式的“奉獻精神”，又何嘗不是這種“過勞精神”？
再觀諸我們周圍最有可能“過勞”的人群，也并非全與消費主義、“新貧困”或恐懼等有關。頗具意味的是，像人們提到“過勞”就要聯系到的陳逸飛、王均瑤及清華大學兩名壯年而逝的教師，也包括“頂佩服這種死法”的陳丹青，又有哪個是有“貧困”、“恐懼”之虞的呢？
因而，“過勞”、“亞健康”現象，固然很嚴重，但這卻是一個多方原因導致的困局。這個困局固然是因為資本的倫理有所扭曲(如為節省開支，寧可讓員工加班也不愿加聘或訓練新人)，是因為競爭時代的價值選擇，是因為轉型時期的某些社會保障機制的缺失，但往深層次看，其更屬于傳統道德文化、大眾人生哲學以及社會政治倫理的范疇。
當然，我說這些，并不是忘記了社會上確實還有很多人的“過勞”是很無奈的。如那些建筑工地和流水線上的民工，那些一個汗珠摔八瓣兒土里刨食的農民，那些被高房價、藥價壓得喘不過氣的城市新成員抑或老成員，那些為了出人頭地拼命攻讀的莘莘學子……但首先，解決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多方措施，且有待時日，有待經濟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進一步協調，客觀地看，法律手段之力實是微乎其微。“過勞”困局是個綜合性的難題，將問題簡單化，不利于其真正解決。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