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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
英國《經濟學家》在展望2005年時，一篇題為“讓貧困成為歷史”的文章預言，2005年將是世界反貧困大戰的重要一年。4月16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華盛頓呼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戰勝貧困。然而事實上，發達國家對反貧困多少有些“陽奉陰違”。
雖然4月16日結束的G7會議在會后的聲明中表示，要完全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但英美在提供更多資助以解決全球貧困問題上依然存在分歧，目前G7尚未就美、英兩國提出的融資方案達成一致，美國財長斯諾對英國財政大臣布朗提出的黃金交易計劃以及國際融資機制這兩種融資方式表示反對。
在發達國家的爭吵聲中，反貧困大業舉步維艱。發達國家這種“意興闌珊”的表現不禁讓人產生了一個疑問，窮國真的比富國更應該承擔反貧困的義務嗎？很顯然，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貧困的根源。誰造就了貧困，誰就應該義不容辭地為反貧困作出貢獻。
毫無疑問，貧困國家對貧困的形成和積累有其自身的客觀原因。《新約全書·馬太福音》中有這樣一句聲音：“對已經富有的人還要給予，使之錦上添花；而對一文不名的人，即使有了一文，也要強行奪走。讓富有的人更富有，讓沒有的人更沒有。”這就是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馬太效應”，用來形容正向反饋，即“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這其中的潛在邏輯就是貧困國家因為窮所以窮，陷入了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
發展經濟學對此惡性循環作出了詮釋。對于狹義的貧困，即財富的貧困，劉易斯、繆爾達爾等發展經濟學家認為，正是資本的短缺使得窮國無法為經濟發展投入必要的貨幣資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讓窮國經濟起飛永遠處于停滯狀態。對于廣義的貧困，即財富、文明、法制等各種社會要素的貧困，發展經濟學家斯特里頓(P.Streeten)將此歸結為窮國先天具有的六大類、62個制度性因素上的缺陷，包括政府羸弱、無法可依、執法不嚴、市場失靈、稅制扭曲、教育缺乏、產權模糊等一系列有礙經濟發展的制度瓶頸。也就是說，貧困國家自身素質的欠缺使得貧困不斷積累。
貧困國家在生存邊緣苦苦掙扎，富裕國家則習慣于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慈善家面孔對窮國給予施舍性的經濟援助。然而，富國這種事不關己的高傲是毫無來由的，因為富國本身也是貧困的一個潛在制造者。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經濟學良心”之美譽的印度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中所言：“繁榮過程自身就有可能成為饑荒的誘因。”
貧困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對貧困國家享受人類發展最基本福利(包括物質的與非物質的)的權利和機會的剝奪。就像阿馬蒂亞·森在《作為能力剝奪的貧困》開篇說的那樣，“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富裕國家憑借自身經濟實力強大帶來的對國際政治、經濟的控制和干預，營造了一個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窮國擺脫貧困的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經濟環境。
除了政治上屢見不鮮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這種對窮國權利的剝奪的最直觀的經濟體現就在國際貿易上。一方面，富國是可再生的資金與技術的輸出方，而窮國更多的是不可再生資源的輸出方。富國憑借著對國際市場的控制，在國際貿易的分配環節中始終居于高附加值的一環，用低廉的價格從窮國輸入資源保障自身經濟發展，并讓窮國陷入了長期“技術跟進”的“比較優勢陷阱”，在經濟發展滯后的同時面臨著資源逐步枯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雙重尷尬。另一方面，富國大設貿易壁壘，用“反傾銷”等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剝奪了窮國參與國際貿易的自由，在保護本國保守勢力利益的同時犧牲了窮國貿易興國的機遇。
因此，富國通過不公平競爭和不公平分配，潛在制造了窮國的貧困，它們也有義務在反貧困之戰中承擔責任。所以，反貧困是窮國和富國共有的命題，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唯有如此，世紀之初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千年宣言》中“到2015年減少一半貧困人口”的誓言，才不至于淪為一句讓后人恥笑的夸夸之談。(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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