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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近日發布《關于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為法治化、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注入了一股推動力量。
2004年被認為是“宏觀調控年”，政府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抑制若干領域的投資過熱，使之歸入理性發展軌道。這次，國務院的《意見》明確指出，“宏觀調控的實踐也表明，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目前仍未消除，推進改革十分重要和緊迫”。
誠哉斯言。事實上，導致政府出臺宏觀調控的若干領域投資過熱，與經濟體制的問題存在很大關系。一方面，GDP是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另一方面，盡管經濟體制改革已進行二十多年，但重要的資源，尤其是土地、信貸資源，仍然由政府控制。兩相結合，地方官員既有動力、也有能力使投資過熱。比如，近年來房地產業屢遭調控但卻愈來愈熱，就與地方政府的政策有密切關系。
既然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經濟過熱，則單純采取經濟手段，是很難起到應有作用的，而借助行政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合乎邏輯。在去年10月底中央銀行上調利率之前，宏觀調控措施基本上是行政性的。應當承認，這種非市場化的調控措施起效較快，效果也非常突出。
但是，如果僅僅進行行政性調控，市場準入管制、商品價格管制和投資項目的政府審批制度將得到強化，政府對資源、尤其是對市場來說最重要的信貸、土地資源的控制權力也會得到強化。這是有悖于改革的基本取向的。這種權力如果不加約束，則政府官員及得到其照顧的個人和企業尋租的空間將會擴大。這既不利于市場的發育，也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立。政府也意識到這一問題，所以，在繼續保持行政性調控措施的同時，逐漸加大了市場化調控手段的力度。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波動已經呈現出某種周期性，先是投資過熱，然后政府以行政手段抑制。要走出這樣的僵局，就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縮小政府控制資源的權力，更多地由市場來配置資源，使經濟活動趨向于理性。為此，需要深化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
在今年全國人大閉幕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就鄭重指出：今年是改革年；今年不僅是改革年，確切說是改革攻堅年。他說，中國的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一項長久任務。但有些問題，早改比晚改好，否則積重難返。
溫總理當時列舉了五項改革內容，《意見》對這些內容予以細化和深化，并直接涉及到很多具體改革項目，包括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改革，完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機制，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還包括財政體制改革、郵政體制改革、鐵路體制改革、煙草行業管理體制改革、鹽業體制改革等。通觀整個文件，宣示了當下經濟政策的兩大基本取向：
其一，推動經濟活動的市場化。主要內容是打破壟斷，向民營企業開放更多市場，引入競爭，把更多資源的配置權交給企業家。前不久出臺的非公經濟三十六條在這方面已經提出了相當具體的設想。
其二，推進政府管制的法治化。這意味著，重新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政府的管制與調控活動納入法治軌道。
具體各項改革，因涉及到各部門、各群體利益，自須審慎定奪。但建設一個法治保障下的公平競爭的市場，乃是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向，似乎不容偏離。但要為經濟提供長期穩定增長的制度框架，就須知難而上，在較短時間內有所突破。否則，長期停留于轉軌的中間狀態，不僅會使市場繼續扭曲，也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這樣的代價，是應該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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