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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敬平
“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早在去年春天，就作為佐證中國法治進步的例證，白紙黑字寫進了中國的憲法修正案。歡歌的詩作墨跡未干，2005年初的《瞭望東方周刊》，便幽默地爆出“浙江富豪窖藏白銀數十萬兩”的新聞。坦率地說，我對這則新聞中的事實是將信將疑的，但我相信它可能符合新聞的“本質真實”。以我有限的接觸和觀察，中國絕少有私營企
業主真正地相信他們的私有財產是“神圣”的，哪怕憲法明確地告訴他們“不可侵犯”。
報道評論這則新聞的媒體，甚少從產權申說，而是將中心思想延伸為“私營企業主的心理壓力”。我猜想，這大概是不愿老調重彈的新聞界意圖追求新意。我心中，構筑“中心思想”的關鍵詞，是私有財產，是產權。富豪們為什么要低調？他們的心理壓力為什么那么大？我以為，產權在部分有產者的內心還是一片模糊的陰影。
去年春天，發軔于江蘇常州的“鐵本案”，讓一個辛苦打拼的私營企業主，轉瞬間一貧如洗，還迎來一場牢獄之災。依理說，中央政府鐵腕推動宏觀調控，依法行政，本無多少法律或者政策上的不當。可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中，卻有人感到不安。以至中國的領導人不得不親身南下，勸慰浙江的富豪們放心。據一位出席座談會的浙江商界人士說，領導人一再告訴與他同為富豪的人們，中央政府沒有打壓私營企業主的意思，宏觀調控也不是針對私有財產下的藥。一個不可證偽的流言說，領導人離開杭州的那天晚上，很多浙江的私營企業主說，他們“終于睡了一個安穩覺”。
我們注意到，領導人南下勸慰富豪的時候，距離人大代表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進憲法不到半年的時日，然而，“鐵本”一個個案就動搖了他們對于一部憲法的信心。事實上，他們對“根本大法”并沒有給予根本上的信心。很多時候，他們相信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
今天，人們喜歡將1989年前后捐贈資產給公家的私營企業主，說成精神高尚的人，不愿意一人致富的人。不是我惡意揣度人，他們真正的動機，可能擔心“政策一變，私產變公產”，與其被動地重蹈歷史上割資本家尾巴的覆轍，還不如主動地贏得一個有利的空間。
十五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向私營企業主階層敞開了懷抱，“勞動價值論”不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評價有產者的理論基礎。憲法也在千呼萬喚中賦予私有財產崇高的法律地位。一時間，知識分子們開始額首相慶。只有謹慎的有產者擔心這一切會不會僅僅是一個難得的“小陽春”。
所以，去年夏天，當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提出私營企業要追逐“利益最佳化”而非“最大化”時，敏感的私營企業主們便對“青島會議”遐想聯翩，懷疑政策風向標會否變動。為什么東南沿海一帶的富翁們不少人擁有國外的綠卡？原由之一，也是害怕私有財產有朝一日不能姓私。
2004年，中國的私營企業主確實有些提心吊膽。無論是郎咸平引發的產權改革方向的大討論，還是大型企業不準MBO、中小企業要規范的國家命令，在部分膽小的有產者心中多少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覺。
新的一年開始了，中國私營企業的擔心也沒有了，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在未來就不會再度害怕被公產。“掘地藏銀”的黑色幽默提醒我們，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需要的不僅僅是法律上的確認。對法律的尊重是一種精神，任何政策都不能輕易將之撼動。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商業銀行并沒有取消作為叛軍將領的華盛頓的股東資格，他的私有財產也沒有被凍結或者剝奪，直到戰爭結束，他還在享受銀行的“紅利”。試想，如果私有財產在我們國家擁有這樣的地位，私營企業主還會因為政策而擔心么？掘地藏銀的故事還會牽動我們的視線么？-
(作者系《南風窗》資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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