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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
□笑蜀
4月5日，經水利部審查同意，淮河水利委員會發布了有關意見，明確提出淮河流域水域所能容納的污染物總量。但該意見引致國家環保總局的激烈反彈。僅僅過了四天，國家
環保總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長劉鴻志即公開回應，批評淮委會無視法律規定，違背國務院確定的“十五”淮河流域限制排污總量，擅自發布限制排污總量意見，擾亂視聽，干擾了國家排污總量控制工作的正常進行。
此番爭辯，或許有人為之扼腕———中央政府兩大職能部門居然針尖對麥芒地吵起來，而且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吵起來，實在有違慣例。但在筆者看來，這卻是一個值得大大稱許的舉動。
按照所謂慣例，這場爭執大致有如下兩個解決路徑：或者部門之間私下協商，達成妥協，以皆大歡喜的“雙贏”格局收場；或者相持不下，于是提交到一個更高的權力去仲裁。無論是哪一種路徑，都沒有公眾的份。既然公眾無從與聞，就無從辨別是非，無從作出自己的判斷，無從對事件發揮自己的影響，又何以保證事件的解決一定朝著有利于公眾的方向進行？這種情況下，或者甲部門得分或者乙部門得分或者甲乙都得分，公眾卻未必一定能得分。如果用“人民受益不受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標尺來度量，這兩種路徑顯然都是大成問題的。
揆諸常識，公眾作為主權者本來最應該得分———無論甲部門乙部門，其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他們所代理、所爭之事不就是涉及公共利益之事嗎？誠如毛澤東所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無論甲部門乙部門，受托處理的都是國事公事，決非甲部門乙部門之私事，而必須向公眾開放，讓公眾監督。這正是公域與私域之根本區別(當然，國家的外交、軍事、安全等機密之事也是公域之事，但這方面不在此討論之列)。屬于純粹私域的自然人可以有隱私，屬于純粹私域的商業機構可以有隱私。他們的隱私權必須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但屬于純粹公域的政府部門，作為受托者的政府部門，對于主權者不應有過多隱私。作為受托者的政府部門，其隱私權應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為什么要“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凡屬重大國事，須向公眾說清楚，構成政府部門的第一義務。
國家環保總局和淮委會此番爭執的積極意義，就在一個“說”字。沒有對公眾關起門來搞私下協商、私下仲裁，而是直接訴諸媒體，公開辯論。以社會為公堂，把公眾當法官，無論當事雙方主觀意愿如何，至少客觀上有此類效果，值得發揚光大。至于事件本身的曲直，雙方說的未必都是，也未必都非。但無論如何，雙方都有勇氣走到陽光下大聲說，坦誠地說，這就是一個進步。事件本身的曲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在于雙方都把自己認為的是非說出來了，從而給公眾提供了事實的多種側面，提供了多極信息，提供了思考的空間和選擇的空間。其實人都是凡人，誰都不可能絕對正確，那種只屬于一方的絕對正確———通常所謂單極信息、單極正義———從來都是可疑的。人們往往只能擁有片面真理。正因為如此，所以才需要辯論，所以才需要交流，所以才需要協商，所以才需要讓步和合作。
如果不同部門公開辯論，公開博弈，公眾必會獲益匪淺。但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獲益者決不單是公眾，也包括政府部門。因為在公開辯論、公開博弈中，政府部門可以得到充分訓練，從而逐步領會現代行政的神髓，向現代行政的轉型因此可以更為暢達。不僅如此，但凡走出私域，養成公開辯論、公開博弈的習慣，通過公開最終回歸公域，則必會使政府更具公信力，使政府權威得以提升，政府行政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成本也必將大為減輕。
環保總局和淮委會的此番爭辯，讓我們再次看到現代行政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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