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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磊/文
低成本、高收益和技術上的發現難度，是金融腐敗猖獗的主要原因。在這個約束下，一方面，金融腐敗者受較高的凈收益誘惑而前赴后繼；另一方面，受技術約束，多數腐敗案件總要等到當事人攜款潛逃或另案牽連，才可能東窗事發。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案件與金融腐敗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諸如盜竊聯行資金、盜竊金庫、挪用儲戶存款等“低水平”犯罪，在性質上是任何企業的會計、出納和業務人員都可能做到的，因而與金融企業的特殊性無關。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利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置權進行的不正當交易，并使機構自身、存款人乃至全體公眾利益受損的情形。這就涉及監管體制和能力問題，因為在《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三條就明確規定：監管的目標是“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而金融腐敗案件無疑在根本上動搖了公眾的信心。
從監管角度看，毫無疑問，除非出現“警匪一家”或“逼良為娼”兩種情形，如果我們假定監管者在理論上是忠于職守的公眾代理人，則嚴格的監管是遏制腐敗的必要——盡管是不充分的手段。同樣，毫無疑問，當前的金融監管在體制和技術上都不具備遏制金融腐敗的現實可能性。
——其一，監管部門在制度上不獨立。一般而言，腐敗行為更為隱蔽，而金融交易中的違規行為本應更容易為監管當局發現。但我國諸多案例卻體現了相反的情形——在紀檢部門查實犯罪當事人的腐敗行為后，其信貸交易中的違規操作才浮出水面。同樣，根據多年案件匯總，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金融腐敗的典型事實：盡管銀行業、證券業的不良資產不一定全部由腐敗行為所導致，但是腐敗行為幾乎必然造成爛賬。
原因很簡單，在腐敗交易中，同樣的標的加大了交易成本，借款人從一開始就必然試圖吞吃本金。可是，面對我國銀行業在兩次共剝離了1.7萬億元不良貸款、依然存在1.72萬億元不良貸款的事實，以及存在同樣不可勝數的證券業不良資產，監管者似乎無從入手。
究其原因，依然是監管部門的不獨立性。具體表現在：第一，不能獨立于政府部門。事實上，從國有銀行到城鄉信用社，全國所有的存款類金融機構，具備著從部、局、處到科的對應行政級別，監管當局很難真下重手；第二，不能獨立于被監管機構。我們還可以發現，名義上監管當局要保護存款人利益，實際上這種保護是建立在“通過保護金融機構以保護存款人利益”的基礎上的。這就必然導致監管當局盡管制定了嚴格的監管規定，但是出于“保護機構”的目的，很難真正有積極性發現或查處違規行為。而恰恰在諸多的違規行為背后，隱匿著腐敗交易。
——其二，監管機制在設計上貌似先進實則落后。中國實行的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于是，存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大行業監管體，以及人民銀行(管銀行間市場、支付清算、金融穩定)和外匯管理局兩大功能監管體。五個部級單位的設立在形式上是先進的，但是不一定經得起推敲。原因在于，第一，分業經營不一定需要分業監管，而分業監管如果沒有必需的協調機制相配套，幾乎必然會導致監管真空和灰色交易地帶的形成。比如，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銀行資金通過不正當渠道流入證券市場，但多年來罕見被查處的案件，其中的腐敗交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分業監管導致了相互間的信息不暢通甚至以鄰為壑，便宜了諸多的搬倉碩鼠；第二，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的分離導致犯罪分子有空可鉆，在中央銀行和外匯當局并不明了案件和機構情況的背景下，資金轉移成為可能。
——其三，監管理念的錯誤導向。在實際監管操作上，獲取信息是一個基本技術問題。一般情況下，監管當局依然沿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兩種基本方式，同時結合對人員的任職資格審查。通過這些手段以獲取對業務、機構和人員的信息。但是，金融監管的信息獲取是建立在并非正確的理念基礎上，其核心思想是逐步從合規性監管向風險監管過渡。由此，諸如資本充足率監管、風險監管核心指標等技術手段紛紛出臺。事實上，監管的惟一原則應當是合規性，而風險是商業銀行自身的事情；也只有合規性監管才能保障低風險和低發案率。原因在于，第一，合規性是最便于操作的，違規必然意味著風險隱患，包括操作風險和腐敗；第二，風險監管是越俎代庖，在提高被監管者機會主義行為的同時，也使監管當局自身背上了包袱——如果揭了蓋子，等于自身沒有控制好風險，這也就加大了監管當局自身的道德風險，避免觸及風險背后的諸多惡性問題。
以上監管問題的存在，使金融腐敗依然是低成本、高收益和難以被發現的。由此似乎可以預見，如果監管體制不變、監管技術沒有提高，則金融腐敗將依然橫行。當然，只有監管水平改善，并輔以機構自身層面和金融生態層面等多層次改革，金融反腐敗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
-作者為本刊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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