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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梅新育
近日，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從2003年9月9日以來一直賣力兜售的提案終于在美國參議院以壓倒優勢通過了，這項修正案威脅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否則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關稅。
這項修正案之荒謬，學者們早已作過詳盡的剖析，該修正案所主張的一切只不過充分暴露了其炮制者對現代宏觀經濟學常識的無知，表明他們對匯率夸夸其談太多而基礎知識太少。人們普遍認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最終成為正式立法的幾率不大，我們似乎不必擔心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一場貿易爭端，問題是如此缺乏理性的議案能夠在參議院以壓倒優勢通過，表明美國國會在對外經貿問題上的道德風險不可忽視。
正如這起事件所顯示出來的那樣，美國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部門更傾向于現實主義貿易政策。在參議院表決通過《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之前3天，美國負責國際貨幣事務的財政部提交報告，認為中國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參議院表決通過《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之后，白宮發言人特倫特·達菲(Trent Duffy)表示，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協商方式與北京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這是因為行政部門較具全國性質，又必須與外國打交道，因此必須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外國的觀點，加之行政部門對政策所負責任相對明確，在實踐中行政部門更傾向于現實主義政策，實在是理所當然。
相反，國會議員當選和連任的首要條件是代表本選區利益，不用顧及國家整體利益和外國的觀點，而且置身于國會這一自由論壇的議員們無須為自己的錯誤政策主張承擔責任，因此美國國會對利益集團的壓力反應比行政部門敏感得多。
如果在權力結構設計中能夠讓現實主義力量占據主導權，那么美國國會在對外經貿中的道德風險并非什么大問題，問題是美國憲法明確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其第一條第八款規定，國會有權“管制同外國的、各州之間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務”，并“制定和征收關稅”；總統雖然享有包括貿易條約在內的締約權，但“須經出席參議員2／3的批準”(美國憲法第二條)，何況總統的貿易決策權是以國會授權的形式(有時間限制)獲得的。
在這種體制下，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對國家貿易政策走向施加影響，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相對影響力消長的趨勢又強化了這一特點。以羅斯福推行新政為開端的美國總統權力膨脹進程至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和1972年“水門事件”而逆轉，國會重新以強勢形象介入對外關系決策。冷戰結束后，美國政治焦點從總統權力較大的國際安全事務轉向國會權力較大的國內經濟和社會事務，國會的政治影響力更加上升，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所謂“帝王總統”(Imperial Presidency)已成明日黃花，現實是如前總統福特所說“備受侵蝕的總統”(Imperiled Presidency)。拜拉登之賜，布什贏得了相當高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備受侵蝕的總統”形象，但在國際經貿問題上，基本格局并未改觀。
歷史記錄顯示，美國國會一貫偏向貿易保護主義，1970年代以來推出的保護主義法案更不可勝數。在對華貿易爭端中，率先發難者也總是來自國會，行政部門則多持相對穩健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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